调控房价正走进新的误区。

　　有些人主张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使房价大幅度下降，来保证居民可以购得起房，实在是张冠李戴。

　　但在部分大城市房屋价格快速上涨的通道上，怎样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至今仍在求索。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这个伟大命题的感召下，参加两会的代表与委员们再次献言献策。

　　但愿本报的调查与分析，能为各方提供一些线索或思考。

一线调查

一个新移民的北京安居之路

　　没有房东不喜欢陈子黔这样的房客——一年前，他花费6万多元把自己租住的老“公房”装修一新。遇到他这样肯自掏腰包“翻新”房屋的房客，不能不说是房东的幸运。

　　陈子黔的“无私”实属无奈，因为这套建于1987年的老“公房”将作为他的“洞房”。作为北京的“新移民”，他和他的女友已经为结婚购房而筹划了两年之久，但较终迫于北京房价的节节攀高不得不作罢。于是，“翻新”租来的“洞房”成为较终无奈的选择。但现在，他们却不得不因为拆迁而搬出这个仅仅“租住”了5个月的“洞房”。

租来的洞房

　　大年初六（2月23日），陈子黔和他新婚半年的妻子正忙着搬家。陈子黔小心翼翼地把墙上的结婚照取下，用报纸包好。“明天就要彻底搬走了。”陈子黔看起来有些伤感。

　　这套租来的“洞房”位于北京木樨地。在这里，陈子黔和他相恋了6年的恋人步入了婚姻的。

　　在2006年6月6日的婚宴上，除了双方的父母和亲友之外，还有两位特殊的客人——房东夫妇。“红包他们（房东）给得较多，1800元。”陈子黔回忆说。事实上，这并非是房东夫妇“慷慨”，因为在此之前，陈子黔已经花费6万多元把自己租住的房子装修一新。到结婚前夕，陈子黔也已经在这里租住了两年。

　　陈子黔来自江西，是北京“新移民”群体中的一员，不过，比大多数“新移民”幸运的是，他拥有北京市“蓝页户口”（指居住权），可以同北京的正式居民一样有资格购购经济适用房。这曾是他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开始新生活的希望所在。

　　这对恋人的个人收入都在4000元/月上下，在外来的普通新移民当中，也算得上是中等水平。不过，除去两个人的房租、日常开销和赡养老家父母的花销之外，他们工作以来的积蓄还远够不上购购商品房的头付。在北京的新移民群体中，除了个别家庭条件较好的由父母支付了商品房头付款之外，大都处在和陈子黔一样的水平上。然而，本想购经济适用房图个便宜的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

　　 “经济适用房拿不到号，后来又赶上定向销售给拆迁户，所以一直购不成。” 陈子黔长长地吸了一口烟说道。经济适用房购不到，商品房购不起，面对这样的窘境，他们曾决定推迟婚期，等上两年，待房价下降时再购。

　　然而，北京的房价并没有如他们所愿。这几年当中，北京房价每年都在以超过10%的幅度上涨，到陈子黔要结婚的2006年，北京商品房的销售均价已经上涨到8792元/平方米。于是，陈子黔动了自己正在租住的这套房的主意。但按照家乡的习俗，新婚要住新房，所以陈子黔决定自己把这套老“公房”装修一番。

　　在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之后，房东爽快地答应了。为了显示公平，双方协商约定，房东每月降低300元的房租，以补偿陈子黔的装修费用。花费6万元之后，一个粉饰一新的“家”终于诞生。

　　于是，便有了房东“1800元红包”的那一幕。在“租来的洞房”里，陈子黔和他的新婚妻子开始了“新生活”。然而，好景不长。

被迫的迁徙

　　2006年11月的一个清晨，陈子黔照常出门上班，但却发现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们一反常态地没有晨练，而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着什么——原来，即将到来的拆迁，打乱了这些老人的生活。起初，陈子黔认为这是传言，但中午时分，来自房东的电话确认了这一消息。

　　“当时的反应不是6万元的装修费白花了。”陈子黔对记者回忆说。因为陈当时面对的还有比此消息更“麻烦”的事情——陈的岳父岳母正准备在他家和他们一起欢度春节。不期而遇的拆迁打乱了陈的计划。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妻子怎么和他们二老说的。”陈子黔回忆道，他只知道天妻子和他把二位老人上了回乡的火车，在车站，妻子的眼泪令陈子黔刻骨铭心。从火车站出来，陈没有回家，下一个“家”等待着他去奔忙。

　　寻找新“家”的过程中，陈子黔又动了购房的心思。他来到位于南三环的万年花城，两年前，这个毗邻经济适用房三环新城的楼盘曾经也一度是他的目标。“当时卖4000多元一平方米，可当时万年花城周边还是城中村，怎么值4000多（元/平方米）？所以就放弃了。”陈回忆说。

　　但此时，这个位于南三环沿线的楼盘，平均售价已经达到了8000元/平方米。他走进售楼处，没有售楼人员接待他。后来他才知道，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没有可以出售的房屋。再开盘，可能要到2007年4月以后了，但到那时是否还是这个价格，很难说。

　　两年房价翻了一倍——陈子黔不得不面对这样越发残酷的现实。更重要的是，他发现除了价格上涨之外，想购到小户型的房子已经越来越难了，“动辄就是130多平方米，这么高的总价，我们没法承受了。”他悻悻地对记者说，他甚至私下表示，还不如两年前咬咬牙购下一套房。

　　无奈之下，这对新婚夫妇不得不又开始“租房”的生涯，陈子黔坦言，希望这是他们购房前的较后一次搬家。

不定的归宿

　　临近春节，被迫的迁徙让这对新婚夫妇无心返乡过年。在北京东三环的十里河，陈子黔看中了一套40平方米的一居室，“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马上就要签租赁合同了，但房东变卦了，想卖掉这套房，问我们想不想要。”陈说。

　　陈子黔并非没有心动。十里河距离北京区只有4公里的距离，而且这套房子户型不大，总价不会太高。但是，房东开出的价格令他惊诧——38万元，而且不含相关税费。因为按照较新的规定，虽然这套20多年房龄的老“公房”可以豁免5%的营业税，但从2007年1月开始征收的土地增值税却不可避免，再加上契税等其他税费，这套20年房龄的房屋，较终的花费至少要达到40万元以上，其单价已经接近这个区域新建商品房此前的开盘价格。

　　记者了解到，这套房屋所在的小区，原系北京内燃机厂的职工宿舍。1997年“房改”之后，全部由厂内职工折算夫妻工龄总数后，以货币的方式购购，其较终支付的实际货币价格通常在1~2万元之间，通过近10年的资产增值，其价格上涨的空间已经远远高过同区域内的新建商品房。

　　“哪怕能凑到20万元，我早就购房了，也不至于等到今天。”陈子黔夫妇拒绝了“由租变购”的建议，但房东并不愁购家，仅仅两天之后，这套房子便以38万元的价格成功出售。陈子黔了解到，购家为这套房所支付的实际价格是41.8万余元，多出的将近4万元，都是2005年房地产宏观调控以来增加的税费。

　　陈子黔自然无法阻挡别人“发财”。好在一周之后，他在万年花城所在的南三环沿线租下了一套房子“暂时落脚”。房东告诉陈子黔，租期暂定一年，因为房东自己也正在打“卖掉旧房购新房”的主意，因为陈子黔现任房东的不少邻居，都卖掉了自己的旧房，迁居到万年花城。至于一年以后房东是否真的会卖掉自己现在租住的这套住房，陈子黔心里没底。

　　“如果真的是那样，只能再搬家，但不知道搬到哪天为止。”陈子黔又点燃了一支烟，妻子没有制止，只是打开窗户，毕竟这是他们生活在“租来的洞房”里的较后。

透视

经济适用房缘何“姗姗来迟”

　　国发[1998]23号文件1998年7月开始下发到各地方政府，实物分房的末班车到来。“但是现在看来，这份文件留给了地方政府太多的空间，包括较终停止福利分房的时限、货币化的方式等等，都留给地方政府来确定。”一位参与房改制度设计的退职官员告诉记者。

　　前北京市国土房管局一位退职官员介绍说，为了维护刚刚启动的住房商品市场，北京等城市迟迟未大规模推广经济适用房。北京虽然在1999年就开始建设经济适用房，但当年建设面积只有100万平方米，直到房地产进入高增长的2003年之前，北京历年的经济适用房建设总量都保持在100万平方米的水平，有个别年份甚至不足100万平方米。只不过由于这一阶段房价水平较低，经济适用房供应量的低水平，并未引发尖锐的矛盾。

　　直到2003年SARS结束，上海、北京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快速上涨时，经济适用房覆盖面不足带来的矛盾才开始尖锐起来。在北京的天通苑、回龙观等经济适用房楼盘出现了大规模的排队现象，此后，瑞海新城、三环新城的经济适用房房号都被炒到5~8万元，甚至更高。

　　直至此时，北京才开始将经济适用房建设面积每年提高到300万平方米，并提出三年1000万平方米的目标，但已杯水车薪。大量符合经济适用房购购标准的中低收入者，因为购不到经济适用房，只得进入商品房市场解决居住问题，需求已越发刚性。

　　如今，北京每年经济适用房的供应量虽然已提高到300万平方米，但据北京中原地产所做的一项统计显示，几乎所有经济适用房项目的意向购购者与房源之间的比例都在5：1以上。毫无疑问，北京的经济适用房距离“全覆盖”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在当时设计的保障制度中，没有考虑到城市新移民的问题。”另一位曾参与房改制度设计的退职官员向记者表示，“这就造成大量新移民处在住房零保障的境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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