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的房屋租赁价格持续上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房屋租赁价格平均涨幅同比超过10%，广州部分地段好、公共资源便利地区的房屋租赁价格涨幅甚至达到20%。（6月25日《广州日报》）

    另据6月25日《新京报》报道，6月北京市租赁市场的平均价格为2947元/月,比5月份2885元/月环比上涨2.1%,比去年同期2545元/月上涨了15.8%。根据相关机构公布的数据,2009年北京应届毕业生的月平均工资为2472元。可见目前的租金水平高出应届毕业生的收入约2成左右。西城、东城、崇文、朝阳、海淀等城区的平均租赁价格更是在3200元/月左右，而2009年北京职工平均工资为3726元，这些区域的房租已经接近北京职工的平均收入。

    一般而言，在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和财富向大城市高度聚集，进而导致高房价，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市场问题。与此同时，任何社会、任何个人，离开祖辈生存的地方，到达另一个无亲无故、完全陌生的地方生存发展，除非他以前有很大的财富积累，否则基本上都要从零开始，购不起房而只能租房住，是古今中外一个共同的现象。刚毕业的大学生，面临的情况尤其如此。

    但是，房价高了可以暂时不购房，而如果房租疯涨到远远超过平均工资的程度，则会把刚毕业的大学生、刚进城的农民和农民工以及困难群体逼向绝境。这意味着他们在城市的立锥之地都可能没有，也就意味着他们向上生长的空间从一开始就被严重挤压。

而今日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有一个极其特殊的、与古今中外皆不同的特点，就是由于农民在农村的土地和房屋没有受到严格的产权性质的保护，不可能实现哪怕较低限度的“变现”，使之成为进城创业、立足、安居的资本，所以他们以及他们的儿女，包括那些大学毕业的儿女，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完全彻底地一无所有两手空空来到城市。他们一边要面临着农村土地和房屋相对贬值、无法变现的“水深”，一边要面临城市节节攀升的高房价的“火热”，可谓腹背受敌。长此以往，城市有房和一无所有的城市新移民之间，就有可能形成彼此对立甚至互相敌视乃至积怨的两个。对此，我们不可不察不可不防患于未然。

    虽然今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房租的上涨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的季节性因素；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部分购房者推迟购房，持币观望，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房屋租赁市场的需求；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此前房价上涨过快导致业主对租金发生更高的要求等等。

    但从长远看，城市有房和无房的矛盾将持久存在。单靠市场无形的手不能解决问题，迫切需要政府有形的手进行有效干预。政府有效干预不是直接去干预租金，而是应该从城市规划、农民财产权利保护、新移民居住权利保障等全方位入手，保障城市新移民“居者有其所”，即使不能实现人人居者都拥有产权房，起码也要让他们有一个安居之所在。否则，随着未来二十年四亿农民进城，城市的和谐稳定令人心忧。

    从城市规划上，应该允许生活成本低廉的“城市贫民窟”存在，居者有其所总比无立锥之地强；从产权保护上，应该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房屋的独立产权化和资本化权利；从新移民居住权利保障上，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小面积的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享有人惠及有一定条件的外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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