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广播公司日前发表了题为《从鬼城看中国城市规划的裂缝》中描述：“夜抵鄂尔多斯，我们被黑暗所包围。并不是供电系统出现故障，只是缺少繁华都市的象征——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城里有精心设计的博物馆和美术馆，还有豪华气派的购物和宽阔的林荫大道，可惜都空荡荡的。较常见的人类身影是穿着醒目服装的铲雪工人，他们也许在为不会到来的车流扫清道路，也许只是为了有点事做。”这正是如今鄂尔多斯的真实写照，业内人士认为，这是由于鄂尔多斯过分依赖煤炭行业所造成的。

　　事实上，鄂尔多斯并非个案，正行进在城镇化发展之路上的中国还存在着更多“鬼城”危机。作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先进产物”，“鬼城”危机正在三四线城市蔓延。前有60平方公里的松江新城、260平方公里的京津新城、155平方公里的康巴什新城等国内知名的“鬼城”。后有媒体报道的三亚、海口、澄迈、琼海、陵水、文昌等市县的多个楼盘，正在以低价冲击市场，部分楼盘甚至以成本价或“跳水”价开盘。政府忙着辟谣，指责媒体报道有失偏颇，另一面在调控的高压下，有些地方政府却又企图变相救市，各种花样层出不穷。

　　常州陷“鬼城”危机

　　地处长三角位置的常州，素有江南明珠，中吴龙城之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常州的房地产市场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有业内人士甚至用常州成为各大房企“兵家必争之地”来形容常州房地产市场的火爆。然而近日，由于新建住宅空置率过高，常州被称为继鄂尔多斯之后的又一个“鬼城”。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常州楼市库存量太大，空置率太高，未来难有大的发展。不过，常州房管部门则认为，常州楼市供需两旺，不存在“鬼城”一说。

　　常州武进区武宜路几乎贯穿常州东西向所有繁华地带，从旧城延长至新城区，路两旁的新建建筑拔地而起，各种色彩鲜艳的楼盘销售处也随处可见。据了解，在武宜路上汇集了德禾豪景、新城香溢紫郡、星河国际、绿城玉兰广场、华美庭等十多个楼盘，这些楼盘总建筑面积甚至超过了500万平方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常州全市商品房库存量达到1360.26万平方米，同比上升12.85%；全市商品住房可售余量为777.55万平方米，同比上升14.44%。如果按照2012年常州楼市销售速度来看，常州楼市目前的库存量可供常州消化20个月。

　　在库存已经高企的情况下，近几年常州的城市综合体开发更加剧了楼市的库存压力。数据显示，目前常州市场上80万平方米以上的城市综合体项目有将近30个。之所以会短期内涌现如此多的城市综合体，主要是因为楼市调控所带来的，常州克而瑞市场总监杨瑜认为：“在住宅调控常态化下，商业领域由于不受调控限制骤然升温，而如城市综合体类型的大盘作为商业地产较具代表性的产品，越来越受到房企的青睐。”在业内人士看来，庞大的城市综合体项目固然有诸多优势，但是庞大开发项目需要大量的商业资源和客流资源来支撑，如果这些资源不足以支撑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综合体项目空置。而常州现在正面临着这种饱和的状态。

　　营口积弱难返

　　地处渤海之滨的营口，被誉为"百年港埠、河海之滨、鱼米之乡"，但在全国房地产市场地图上，只能算是三线城市。据了解，当地市区新盘开盘两年后，销售面积依然只有20%左右；而正在开发的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更是一片荒地，只见楼盘不见人，一些在建项目甚至已停工。更严重的是，当地几乎所有银行从2012年初就已停止向房地产开发商贷款。当地银行业人士表示，今明两年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业务都不太可能开闸。对于营口多家银行停止开发贷的行为，地产研究机构CR IC(克而瑞研究)品牌总监黄章林认为，这说明当地楼市的风险已经很严重，如果当地开发商的资金需求一直得不到满足的话，不排除有崩盘的可能性。

　　连政府部门也看不下去，一系列扶持政策随之出台。然而，积弱难返的营口楼市，颇有鄂尔多斯的影子。上海易居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指出，营口楼市滞销的原因是人口密度比较小，土地供应多，供求关系失衡。有限的市场需求和相对无限的土地供应，构成了营口楼市的风险。

　　“先造城后造市”的苦果

　　松江大学城位于上海松江新城区西北角，占地约8000亩，是目前我国规模较大的大学园区。由于是在一片农田上规划建造起来的，因而松江大学城多年来几乎是一座“空城”。严格意义来说，上海的新江湾城还够不上像鄂尔多斯这样的“鬼城”级别，但在许多对这个板块熟悉的人眼中，这里也是一个微型的“鬼城”。截至目前，其内部学生公寓和教室等公共设施的使用率较低，区域内的住宅小区空置率畸高，商业租售比约为1/1000，人口导入缓慢。业内人士指出，在城镇化浪潮中，以松江大学城为核心的松江新城区遭遇了片面追求土地和投资快速扩张、人口市民化缓慢的瓶颈。随着该大学城的资产利用率下降，对周边经济的辐射作用也被削弱，在松江大学城房地产投资连年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先造城后造市”的苦果，是概念炒作带来的空城危机。

　　其实，已经存在的众多“鬼城”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在感观层面，地方政府“骑虎难下”的境遇才是痛苦。目前的现状是，新城开发规划上造成的先天性不足与缺陷，只能靠后期运作来完善与整改。这意味着新城开发后期成本加大，而纠错的成本往往比用来完善的成本大得多。更何况这样的后期成本更多时候是个无底洞。

　　“以京津新城为例，2005年建成之时，其配套设施投资高达68亿元，2008年二次定位整改时期配套设施建设追加资金40亿元，接近原计划相关投资的2/3。”另外，为了使“鬼城”能尽快复活，各地政府伤透脑筋，从人才引进到各种政策优惠，想方设法，甚至不惜代价地进行招商引资，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成本。洲联集团·五合智库总经理邹毅指出，这些城市尝尽了“先造城后造市”的苦果。在邹毅看来，根本的问题在于各地新城开发先进目标的定位上。“是以假借城市化浪潮，超额投资，换取经济利益乃至政绩为目标，还是以尊重城市建设发展规律，务实为民，建造美好舒适新城，提高人居品质的城市化发展需要为目标？”答案逐渐浮出水面，如果不改变城市开发和建造中的极权管理模式，继续将广泛的公众意见排除在理性决策的大门之外，在新城开发建设的先进目标上不顾“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现实需求，众多“鬼城”的复活终将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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