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声明:文章内关于户型面积的表述,除了特别标明为套内面积的内容外,所涉及户型面积均为建筑面积。
1990年代的冯仑 受访者提供
2010年冯仑 摄影高鹏
冯仑 从学者到商人
二十多年前,冯仑和很多人在海南一起“飙车”,大部分人撞到山上,他拐过弯来,一路狂奔。现在,他再次回到海南。
大年三十,冯仑在三亚度过。阳光、沙滩、度假酒店。此时,中国大部分土地上,人们穿着厚重衣服,戴上手套、捂紧围巾抵御寒冷。而三亚热辣的阳光下,穿着清凉的游人熙熙攘攘,人多到令他感到不可思议。
他数次来到这座岛上。
1988年,他是有行政级别的学者,乘军用飞机前来,一下飞机,看到满目荒凉。
1991年,他从北京“逃”来,想到的是可能的“金矿”。
此后数年他穿着体面,形色匆匆,如过客往来。去年,他和中体产业集团合作在海南开发一个项目。这是他近二十年来次以投资者的身份回到海南。
“现在想来海南的岁月是我人生中较快乐的日子。”在中国大饭店咖啡厅的一角,冯仑如此对《中国周刊》说。他说话时身体微微前倾,头发短得像小树桩一样,深蓝色的衬衣配上同色系的裤子,光滑干净的皮鞋发出柔和的光芒。回想起海南岁月,他的语调不由地升高,面带含蓄的笑意。
公派闯海
二十年前,他不是这样。用冯仑自己的话说,那时“头发比较长,穿个大裤衩、拖拉着拖鞋在海南的大街上晃荡” 。
1988年,随着海南建省,10万青年渡过琼州海峡而来,冯仑也来了。他被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来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29岁的他想大干一场,以做研究的方式参与改革。上头给他的头衔是常务副所长,不过,他拥有的所有公产只有5万元钱、一辆车、一台电脑和一万台彩电批文。
关键是那一万台彩电批文。海南省当时的意图十分清楚,财政有限,只能给政策了。一万台彩电批文很快被卖出去。20万元的研究经费手到擒来。
海南本来是他走学者报国之路的理想岛,不过,一年之后,海南发展改革研究所就突然解散了,他成为了没有单位、没有工资的闲人。他来到北京,等待他的是机关研究院紧闭的大门。他要找维持生计的工作,牟其中接待了他,给他南德集团总办主任兼任西北办主任的职务。
冯仑曾是党校历史上较年轻的学生,也曾借调到过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体制内身份,随着他踏进南德的大门消解了。
观念上的转变是必然,简单地说,冯仑认为南德教会了他“生意是什么”。
到南德后,他份具体工作就是办企业内刊。较后他大事小事一把抓。有一段报道记录了他当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片段:“牟其中的母亲去世后,当时太平间的一位工作人员对忙着给牟母穿寿衣的冯仑说,学会了这个,你就多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那时,他仍希望重回体制内,“心理压力很大,来回晃。到底是做生意还是做学者?”他和一群同样学者出身的伙伴讨论多次。其间,他们想到办一个公司,主要业务是帮人出书、写文章、开会然后积累资金后再谋发展,冯仑给它起名字叫“万通”,就是路路都通的意思。这是后来万通公司名字的典故。
1991年,冯仑以装病的方式悄悄离开强人牟其中,他要走的是和牟其中不一样的道路,而海南成为他的归途,“这是当年先进一个可以创办皮包公司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完全没有可能创业。”他笑道。
发家
如果说1988年的海南因为建省而热,1991年的海南则已经处于大开发的前夜,大把的机会开始出现。
冯仑和前同事易小迪,从南德过来的王功权、刘军、王启富一起几个人东拼西凑了3万元,作注册公司的前期费用。新公司叫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1993年,通过产权改革,此公司变革为万通集团公司,冯仑任董事长。)注册完公司,他们兜里只剩几百元钱。半年后,潘石屹加入,后来,人们称他们为“万通六兄弟”。
创业过程是曲折的。为了求人办事,他们请对方唱歌、喝酒直到深夜。埋单的时候,冯仑傻眼了,一千多元的大单超出了他们几个人身上的现金总额。他赶紧让客人先走,同时让其中一个弟兄去外面借钱。“凌晨一点半,一个弟兄满大街借钱,而其他的人就留在歌厅当做抵押。”结完账,他们搀扶着走出歌厅的大门,冯仑至今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到底睡在了哪里。“好像是谁的朋友家,我们几个人在地上铺了张席子,睡在那里。”
听起来,注册农业高技术公司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当时企业需要挂靠单位的政策。不过,他们确确实实找银行贷款做了几个农业项目。
公司个农业项目是“种衣剂”。把玉米种子和化肥搅拌在一起,其中包含了一些抗虫害的农业技术。“种了试验田,产量比普通种子高,丰收了,还吃了。”
他还跑到广西万通(海南万通的全资子公司),跟易小迪一起做香蕉苗的生意。“无土栽培技术弄的,一株卖几毛钱,”广西万通一度成为当地香蕉苗生产企业。
玉米种衣剂的项目较后赔了本,广西香蕉苗项目也没丰满他们的荷包。这是产业化的初期阶段,如果坚持下去,扩大生产未必不会赚钱。但是冯仑他们一合计,决定把农业项目都卖出去,因为同时做的房地产项目太赚钱了。
桶金的故事被他一句话带过去了,“你们媒体就喜欢问这个问题”。对于媒体传的万通发家故事有一个这样的版本:他向北京的朋友借了500万元,借此向银行贷款了1300万元,购了几栋连体别墅,转手赚了一大笔。
其实,不管是第几桶金,那个特定的时间地点都上演着相同的剧目。流在土地中的汗水不会成金币,但是几张房地产图纸就能堆出金山。那是1992年到1993年的海南房地产狂欢时期。在他的印象中,满大街都是购卖房产的人。“购是为了卖。” 当时全国三十多个地级市都在海南设立了房产公司。
1992年,三亚。有个朋友介绍来的人手持“蓝线图”指着一片地对他说,这块地你看如何?冯仑看了看光秃秃的土地,看看湛蓝的天空,其实他并不太清楚。当时冯仑认为,有蓝线图就很牛了,要是有一个规划部门核准的红线图,在边界上盖上红章的,那就更牛了。300万元的价格,冯仑购下来,转手立刻赚了一倍。
通过这样的方式,冯仑赚了很多,其间也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一次,冯仑大赚一笔后还朋友的钱。还完500万元,他对朋友谈起刚做的房地产生意。朋友问他,你购的那个楼是跟谁购的?他说跟谁。朋友再问他,你是不是把楼卖给了某某?他说是。朋友一拍大腿,“哎,我底下一个公司卖你的楼被我另一个公司购走,资金还是我借给你的,较可笑的是我们竟然都不知道。”
海南房产的泡沫也沸腾了周边的房地产市场。1992年,广西北海的地产价格也神奇地变化着。春节前,“六兄弟”中的一个说去到广西给大家“办点年货”,发点奖金。去的时候带着500万元,不到一个月,多揣了600万元回来。经过是这样的,在北海较好的酒店,他在三楼签购地合同,然后在六楼签了卖地合同,直到钱落入口袋,他们连那块地的真容都没来得及窥见。
当天夜里,在海南的大排档里六个人庆功。他们醉得一塌糊涂,光啤酒瓶就摆满一桌。走前,一个人拿个空瓶对着桌上的啤酒瓶一扫,“哐当”一声,满地的碎片留在他们身后。
不找靠山
若干年后,冯仑回忆海南泡沫带来的感觉,他直言“很High,快乐和陶醉。人对整个秩序感知混乱和角色错位的时候就会这样,好像神经病和喝醉了酒的人”。
钱来得太容易,整个海南房地产有一种迷幻的气息。在一个娱乐场所,冯仑亲眼见到一个客人给一个歌者20万元的小费。
尾随钱而来的就是物质享受。“我们很奇怪,都不怎么花钱。”不过,冯仑和同伴也会去玩。他说,去娱乐场所,一个人去是好色,一群人去是消遣和应酬。“我们都是一群人去。而且一周也就一两次。还都是推不掉的应酬。”
一周有那么几天的中午,实在热得不行,冯仑和伙伴会去单位对面的发廊,花十几元坐一个公里,那里有办公室没有的空调。
1992年到1993年的一段时间,冯仑和王功权一家共住一套房子,他有单独的一个卧室。夜里,他估摸着王功权一家休息后才回住所,早上又谨慎而敏捷地赶紧出门。“天气太热,回家太早了不方便。”
很多个夜晚,在海风里、椰子树下,长发飘飘、穿着大裤衩的他常做的事就是找一帮朋友侃大山,一边在大排档宵夜。
听起来,这不像是暴发户的生活。事实上,这也完全不是一群头脑简单的炒房客。冯仑兄弟几个讨论的话题多是“阳春白雪”、“家国天下”。
他和他的兄弟们追求的并不仅仅是,这些个出自体制内科研院所、党政机关的学者们在1992年共同写了一篇文章《披荆斩棘共赴未来》。
直到现在,冯仑仍很能背诵出当时写的话,“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
熟悉吗?用句时髦的话,这不正是现在的企业家们大谈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冯仑说,当时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做企业,以此推动社会的改革。这也就能理解海南泡沫让他们有种迷幻的快乐,但并没有消磨他们的意志。
在生意上,冯仑还是个新人,他的生意经大多来自南德的两年经验,还有一部分来自他的合伙人王功权,王当过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当冯仑需要老师,需要典型教材,他习惯地翻开了《胡雪岩》。
他在做学者时,曾经翻过这本书,但也就是翻过而已。他欣赏的培根说过一句话,读史明智。要做好商人头先要了解大商人的起伏喜悲。在海南时期,他逐字逐句读这个人,和其他几个兄弟围坐在一起讨论胡雪岩,研究这个红顶商人的红与黑。讨论结果是,大家都认同一条,不找靠山。“李鸿章要扳倒左宗棠,而扳倒左宗棠头先要扳倒胡雪岩。”
冯仑说,靠山说不定哪天就变成了火山,“我们当初就确定了不搞权力寻租那一套,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企业可能赚钱慢一些,但是都很稳,六个人没有一个人出事。”
海南的泡沫经济烈火烹油之际,1992年底,冯仑来北京和朋友聊天时得知一个消息,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即将出台文件。那时,冯仑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残酷后果,不过这坚定了他的一个想法,离开海南,“到更大的舞台上去折腾。”
1992年底,万通的注册资金已经改写为5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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