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先生认为，所谓理性就是要在现行的法律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维权活动，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理性维权法律是武器

消费者与开发商是弱者与强者的关系。这种强弱不仅体现在资金的多寡上，还体现在信息的不对称上面。

开发商开发一个住宅项目，其前期手续审批办理的状况，工程用资金到位情况、小区的容积率、小区的绿化率、小区未来的交通状况、物业水平、未来配套等与开发项目有关的信息，都是消费者无法弄清楚，只能凭售楼小姐一面之辞的事情。

信息的不对称，使得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部分开发商利用消费者的“无知”，随意夸大楼盘的“优点”，任意混淆绿化率的概念，按直线计算小区与主要交通干线的距离等等，来欺瞒消费者。遇到凡此种种的问题，业主采取大闹房展会或静坐示威、汽车游行等手段，不但很难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会激化矛盾，把自己有理的事弄得没理了。

掌握法律武器，包括诉诸法律与遵守法律。司马南先生提醒消费者，遇到问题时，要做到别人违法，我们不违法；别人失态，我不失态；要有理有利有节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同时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去年司马南先生看好某项目的一套住宅，交付了２万元的订金，之后发现与事实有悖，于是一路找到销售的财务处要求退款，并晓之以理。司马南先生形容那位接待的女士：五官错位，面目狰狞，咆哮着“就是不退款”。

于是，司马南平静地向售楼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不退款给我，我会采取以下步骤。一、春节的７天休假，我天天来售楼处，用纸做成喇叭告诉每一位前来看房的人，我叫司马南，是一个与骗子打交道的人，今天购房上了当，这家开发商不诚实啊。我会如实讲述我的经历，购不购房子请看房人自己看着办。二、我会通过网络联合所有业主将你们的诈欺行为公之与众……”“头先我守法，其次我实事求是，再次我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结果开发公司的副总正式向司马南先生道了歉，同时退还了２万元的订金。秦兵后来戏称司马先生的斗争方法是“行为艺术法”。

理性维权需要公共精神

司马南先生认为，在中国特别需要一种精神，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周作人写“吾国吾民”的时候，把他叫做公共精神。公共精神就是与“只管自己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陈腐观念尖锐对立、背道而驰的“偏要管他人瓦上霜”的精神。公共精神就是追求正义，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叫理想主义精神。

今天的住房销售市场中，存在的种种违法违章行为，侵害的不是个别人，在“大家”受到侵害的时候，需要有代表站出来。站出来的代表可能并不是受到较严重侵害的人，这些站出来的人，必须要具备公共精神，能力水平倒在其次。

理性维权贵在持续性

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成本的，维权也一样。维权的过程将由无数琐碎的环节组成，每一个琐碎的环节都需要有人去具体实施。实施的过程需要时间成本和经济的成本，需要精神的代价和脑力体力的付出。而维权行为维护的是大家共同的利益，由大家来共同支付成本，是正常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我国的住房商品化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商品住房开发、销售市场的成熟和法律的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维权的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一项具体维权工作的时间是不可以预期的，有大家共同作为成本的支付者，有助于保障维权工作的持续性。

在维权过程中，如果有代表因为维权行为自身受到损失，得到的补偿应该高于实施维权行为之前的水平。做到这一点，社区维权才会前赴后继，否则将会后继无人。

维权４人组：

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３点建议

刚刚参加舒可心、秦兵、王海维权三人组的司马南，爽快地介绍了这个由４个人组成的维权小组。司马南先生评价维权四人组中的关系，用了三个词：兄弟、平等、合作。司马南戏称维权４人组为“Ｆ４“，并称这不是简单的组合，其间的互补性使得４个原子，构成一个原子团，其能量大于４人能量的简单相加。

维权４人组，日前联名向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建议案”提出：建议修改《消法》，赋予消费者协会消费侵权诉讼的主体资格；建议《消法》建立较低赔偿金制度；即在出现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后，侵权者向消费者的赔偿金额较低为５００元，同时支付消费者的律师费用；建议在《消法》中建立国家行政诉款分利制度，即行政机关将对不法经营者的行政罚款的５０％作为补偿款支付给受害者或者举报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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