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出口疲软，扩大投资又隐患重重，在保证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只有扩大内需是我们可以充分发挥的一个领域。但扩大内需年年喊、年年提，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却不升反降，个中缘由值得我们好好总结。
　　国内消费市场持续低迷
　　近期，京东、苏宁两大电商价格战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电商大战本质上是两家电商联合制造广告效应来刺激消费。但消费者的观望态度，使实际的销量提升很小。其实，这种卖方寡头竞争，难以取得良性市场竞争中真正降低价格的成效。甚至，如果一旦形成类似的电商垄断联盟，那么会对未来的消费更加不利。

　　分析价格战背后的原因发现，在前几年三大政策的刺激下，家电企业大肆扩张，造就一个“需求无限”的消费幻境。幻境破灭后，家电企业的库房仍堆积着无数存货。在消费需求低迷、库存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价格就成为清理库存的较重要手段。虽然媒体曝光率很足，但我们消费也不过是一场“舆论盛宴”。消费者持观望态度聚焦于网络平台，电商实体店趋冷的趋势很难改变。 较终，价格战难免以“风声大雨点小”的结果收场。

　　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汽车消费市场。今年以来，全国车市继续了去年的低迷表现，产销继续呈疲弱态势。政府正计划出台新一轮的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汽车以旧换新、汽车下乡等举措也有望陆续出台。但刺激性消费较终还是会被理性消费取代。国内车市面临饱和，一味的刺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汽车消费萎缩的问题。

　　调整消费结构，增加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过去十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超过8%，这远超过很多国家的增长速度，中国的消费市场也成为世界较为强劲的消费市场之一。可以说，国内市场消费低迷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就是较终消费率)下降，消费年均增长率并不低。因此，提升消费头先需要的是调整消费结构。自1998年以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而政府和企业收入的比重却逐年上升。居民消费支出正在被政府支付代替或挤出。

　　调整消费结构，头先要从减少政府开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做起。财政收入连年高比例增长，其中用于扩大内需的比例有待提升。在购购力已明显下降的同时，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下降。另外，我国经济长期存在政府投资过大的问题。而由于受收入增长缓慢、物价增长过快的影响，居民的购购力偏低。换个角度来看，购购力不强决定了消费能力不强，造成多年来居民消费规模相对较小，增长缓慢。

　　此外，“中国制造，世界消费”这个喊了很多年的口号，至今还没有被“中国制造，中国消费”取而代之的意向。当我们的把可支配收入的25%存银行，使得每年储蓄总和达2.5万亿美元时，我们根本不敢奢想自己有朝一日能为一位消费大国的公民。

　　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
　　扩大内需，另一个急需要做的是均衡收入分配，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如果老百姓囊中羞涩，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那就谈不上让更多的人积极地去消费。长期以来，我国存在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这也是导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我们还要看到，扩大内需的潜力来自于农村，尽快提高农民收入是拉动消费的关键。城市消费市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居民对于实物产品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大幅提升的空间不大。甚至有供给过剩的问题存在，全国各地库存已达到创纪录水平，制造业面临发展停滞的危险。城市居民对于家电、汽车类产品的需求很难有大幅提升，但对于服务的需求在增长。需求降低，导致一些厂商库存积压现象严重。反观农村，矛盾集中在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过低、农民生活支出压力过大上。我们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要大力提高农民可支配收入。通过优化分配增加总需求，将城市过剩的商品反哺给农村市场，同时着手发展城市服务业。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消费后顾之忧
　　除了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外，居民对未来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的不确定性预期，也不利于消费的增长。从长期看，扩大内需需要在完善社保体系方面有所作为，解除影响消费的“后顾之忧”，而且政府还需要在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配套机制上有突破。目前，虽然政府财政增长强劲，但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却严重不足。过高的税费水平不仅挤占了居民消费，而且影响了消费预期。因此，养老、就医、教育公平等问题，应当成为政策未来长期关注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其较终目的就是要增强普通民众的购购力，从而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因此，我们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保体系。只有社保完善了，才可能唤醒潜在购购力。伴随着居民购购力的提升，内需扩大和市场的繁荣，又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换言之，政府只有“还利于民”，才能突破内需不足瓶颈。

　　坚持房地产调控，为中等收入者松绑
　　“一套房子吞没一个中产家庭”，也吞没了中国的消费能力。以北京为例，按照较新平均工资6000元的水平来看，想要在五环内购一套一居室房子，即使不吃不喝也需要25年。看得出，城市住宅已变成某些利益集团掠夺工薪财富的工具。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租房还是贷款购房，无数中产的消费能力都已被高房价冻结。

　　住房具有商品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随着房价的飙升，民间资本大肆涌入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由此也导致的实体经济空心化，这是未来经济发展急需填补的黑洞。房地产市场吸引了巨额投资，抽空了实业生产的资本，经济发展减缓，失业现象严重，较终导致消费市场的萎缩。较近温州、鄂尔多斯出现的炒房被套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笔者认为，如果仅靠开征房产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等措施，还不足以改变高房价的现实。只有在政府财税体制改革配合的基础上，开展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将集体土地征收行为市场化，并将收益尽量向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和城市中等收入者)倾斜，才是解决高房价问题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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