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资源的稀缺共同决定着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难以避免的趋势可通俗地描述为“二元社会,三流生活”。所谓二元社会,就是沿海与内地的非均衡发展;所谓“三流”生活,就是人流-水流-资金流。在中国城市化中,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在这种趋势下,人口与货币的流动仍将继续偏向于江海合流之地……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题是城市化,这已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了。但对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认识。2007年6月,《福布斯》杂志的文章预测到2015年将出现十大超级都市,并预言了5个城市即将“死亡”。城市亦如人生,人有生老病死,城市也不例外,所以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也应该想一想未来城市的“都市梦”与“生死劫”。

　　亚洲模式:人口高度集中的超级都市

　　《福布斯》文章预言的十大超级都市中,欧美国家只有纽约一个,南美有墨西哥城和巴西的圣保罗,其余七个都在亚洲,中国的上海榜上有名,还有日本的东京,印度的孟购、新德里和加尔各答,印尼的雅加达和孟加拉的达卡。看来在《福布斯》的读者群心目中,超级都市是亚洲特色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因为亚洲占了七席,发展中国家占了八席。如果这样,中国作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难免要走超级都市主导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呢？

　　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人口从总人口占比20-30%上升到60-70%。在亚洲发展中国家,这个过程通常为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欧美国家,虽然也有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却主要表现为城乡一体化的双向流动。城市化的进程起初是“小富进城,大富进京”,后来是“穷人进城,富人下乡”,但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有前半截,没有后半截,穷人进城者众,富人下乡者少。原因有三,一是城乡间的贫富差距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扩大,二是城市间的要素禀赋差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均衡,三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自然选择与市场化的驱动。

　　城市者,筑城为安,集市为商,多半是先有城后有市,市场的发展又会突破城墙之“围”,推动着城区扩张。所以,城市化就像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一样,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双向流动来自于人之本性。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后就不出来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里面有机会,二是外面不安全。在现代社会,安居乐业的机会来自于市场,“安居”者,房市,“乐业”者,就业,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房价必然上升,因为有房则有机会,有房则有安全,房价上升的背后是人们追求安居生活与就业机会,有了安全和就业,就有可能进一步追求发财致富,这就形成了现代人的“都市梦”。

　　从安全的角度看,城乡间的贫富差距是不安全的本源,亚洲国家与欧美相比,欧美多半是农民先富起来,因为伴随着城市的突围,农村的土地成为稀缺资源,地价上升驱动着城市化的造富运动,在这个阶段,农民致富并非来源于耕作之苦,而在于“守株待兔”。相比之下,亚洲经济的发展是从剥夺农民土地开始的,城里人先富,再加上先富者进城,富以类聚,人以群分,城市化的“效应”把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注入到城市化进程中,对财富的追求演化为房地产之辩。简单的“安居”需求演变为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不仅加大了城市生活压力,而且扩大了城乡间贫富差距。所以,人们宁可在城市“蜗居”或“蚁居”,也不留恋农村的广阔天地:世代乡间千日苦,不如城中一间房。

　　城市盛衰:发展模式改变城市化标准

　　城市化与城乡贫富的差距,同时决定着资本的流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论述了资本积聚与资本集中,如果当时他把城市化也纳入《资本论》的分析,逻辑推论应该包括资本的积聚与集中会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并使城市化的模式服从于资本的意志。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金融和地产是城市化的驱动器,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决定城市的发展。人口积聚的背后是资本的积聚与集中,这是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但是,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方向会发生变化,因此演化为城市的盛衰。从主观因素看,城市的盛衰来自于城市的文化底蕴与城市经营者的决策;从客观因素看,城市的盛衰则来自于要素禀赋的差异与人口流动。下图是中国1949年的十大城市与2009年十大城市的比较,列出十大“衰落”城市作为参考,可看出两个明显趋势:,城市化的经济标准变了,以工农业为主导的城市化变成了GDP导向的城市化;,资本积聚的由北向南漂移,沿海城市的经济地位显著上升。

　　城市的衰落有各种原因,可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不同角度来寻找解读。《福布斯》文章列出未来5个“死亡之城”:底特律,将亡于失业及人口外流;旧金山,将亡于大地震;那不勒斯,将亡于每百年一次的火山爆发;威尼斯,将陷入灭顶之灾;墨西哥城,将亡于地面沉降及缺水。抛开人类所不可抗拒的天灾,较主要的经济因素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生活方式,二是水土资源。GDP导向的城市化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变化,代表着资本创造的生活标准,甚至可以说是投资人的文化。而水土资源是城市的本源,一方水土一方人,所以现代城 (论坛

　　水土资源的稀缺,共同决定着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难以避免的趋势可通俗地描述为“二元社会,三流生活”。所谓二元社会,就是沿海与内地的非均衡发展;所谓“三流”生活,就是人流-水流-资金流。国泰君安研究所的所长李迅雷先生在《寻找中国下一个崛起的区域》一文中,通过翔实的资料论证了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合理性。数据说明:从1993年至今,东北及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投入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单位固定资本的率在不同地区差距很大,东部沿海地区的投入/产出效应远高于东北及中西部地区,因此,尽管有大量投资,东北及中西部地区的GDP总体占比相对下降,东部地区的GDP总体占比还是从50.2%上升到55.3%。此外,两类地区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东北及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居民存款总额的差距从不到1万亿上升到2.1万亿。

　　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看中国的城市化,再加上中国水土资源的稀缺,我们就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在这个基本趋势之下,人口与货币的流动仍将继续偏向于江海合流之地,无论是从人居环境还是从投资环境看,江海合流的比较区位优势都会逐渐提升。因此,过去二十年城市房价同涨同跌的趋势将会终止,以往的一二三线城市之间的房价级差区间会逐渐改变。换句话说,未来城市房价的走势将开始分化,在少数城市房价平稳上升的同时,比较区位优势较弱的地区,城市房价将开始稳中走跌,极个别的国际化都市如上海北京等地,房价仍有可能突发性上涨。此外,以省市及人口划分的行政边界将与跨省市的同城化趋势发生冲突,人口的流动性将日益明显,而管理城市流动人口的能力将挑战中国城市经营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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