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名法律工作者，2006年11月中旬，在租房时，自以为做了足够多的防范措施，依然落入了黑中介的骗局之中。黑中介骗人手法之高让我惊讶；800余名受害人被骗，人数之多让我意外；公安机关10日内破案让我赞叹；但较终未得到分文赔偿的现实，让我无奈。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2006年11月18日，我在北京租房网上搜索到一套户型、设施、地段、特别是价位特别合适的一居室。拨通电话后被告知，此栋房子由一家中介公司代理租凭。接电话的女业务员说：“那套房子还没有租出去，但已经有人打电话询问了。”当我问要收多少中介费的时候，该业务员说：“房屋代理公司，是不向租户收取中介费的，在你和房东达成协议后，我们只向房东收代理费。”

　　我来到中介公司。接待我的女业务员自称姓孙，她把我领到会客室里便很详细地介绍了该房屋的情况，我很满意。当我提出要去看房的时候，孙业务员却表示要先收取一定的看房押金。我很奇怪：“电话里不是说不收中介费么？”孙业务员回答：“我们不收中介费，我们只收押金。公司有规定，必须先交钱才能看房。原因是公司担心客户和房东私下签单。”孙业务员还说，他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客户当着他们的面表示不租，离开中介后却直接找房东租房。我表示不会这么做。孙业务员却直言说他们不能冒这个险。就这样僵持了10多时辰，我表示不租了。当我打开会客室门时，却发现门口已经聚集了4个人。

　　一个专业模样的人拦在我面前说，跟你谈了这么长时间，房东也给你预先约好了，你怎么说走就走呢？

　　看他们人多，我说话也没了底气。表示没看房子先交钱，不太合适。那位专业指着营业执照说：“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这里有北京工商局的电话，你现在就可以查。我们在这里干了快两年了，谈了许多业务了，怎么会骗你这几百块钱？”

　　几番较量，较终我凭着以前在律所做助理时处理过多起房租纠纷的经验，在协议上做了5处修改，确定没有不利于我的条款后，交给他们500元钱看房押金。然后和一名男业务员同去看房。

　　那位男业务员也很“负责”地把我带到该房址附近，然后用手机拨通“房东”的电话。“房东”说，刚接到单位一个电话要处理些事务，只能晚上7点再见。于是男业务员把“房东”和自己的联系方式都留给了我，约定晚上在此碰面。

　　临近晚上7点，我头先给那个男业务员拨通电话，得到的答复是自己有事抽不开身，让我自己解决。我又拨通了“房东”的电话，“房东”很抱歉地解释说加班回不去，又约定了次日的见面时间。随后的一、两天里，我不下数十次地拨打房东的电话，皆是关机状态。再打中介公司，中介公司说，他们也联系不上“房东”，要给我推荐别的房子。而其所推荐的房子，价格之贵，让我无力考虑。

　　我预感到有问题，遂上网搜索这家公司——北京京安信宇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有大量的投诉帖子，很多人的遭遇和我类似甚至流程都完全一致。原来该中介公司就是通过低价发布出租信息吸引客户，然后收取一定看房押金的方式来行骗。他们要么在收取押金后给客户提供一些价高的房屋资源，要么就直接把押金占为己有了。值得庆幸的是，我意外地加入了一个由受害者自发组建的维权群。维权群里已经聚集了20多位受骗者。群里较早的受害者在2006年3月份被骗的，群里的同仁已经多人次向京安信宇所在地的工商机关反映此问题。工商机关说京安信宇有合法的营业执照，不是非法经营。

　　后经群里朋友的努力，工商机关才勉强给调解了一次。结果是，京安信宇同意给部分人退还10%的押金，大家当然不同意。

　　2006年11月20日，也就是被骗的第三天，我走进了京安信宇所在地的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派出所，以京安信宇涉嫌诈骗且诈骗数额巨大为由向警方报案。

　　我提出我是代表20余名受害者来报案后，得到受案民警卢警官的重视。他授意我尽可能多联系事主过来报案，能联系到的人越多，对警方办案越有利。

　　后来，先后有10余名群友在公安机关做了详尽的笔录，为公安机关侦破此案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并大大缩短了公安机关抽查取证的时间。一场维权大战悄然拉开了序幕。

　　2006年12月1日就在维权群报案的第十天，公安机关一举端掉了京安信宇这个黑中介笔者窝点，5名涉案业务人员落网。后来从公司的备案资料所提供的数据中获悉，自2006年2月到2006年11月底，已经有近800名受害者被骗。太阳宫派出所将案件已移交朝阳分局进一步审理。

　　2007年2月，事情发生了变化。群友发出一贴称：京安信宇的原业务员已经被释放，而且又开了一家公司继续行骗。

　　2007年2月5日，我拨通朝阳分局该案的负责人李警官的电话，却被告知：该案未能被朝阳检察院批准立案，京安信宇的法人张跃飞在逃，相关业务人员或取保候审或业已释放。京安信宇的所骗得的赃款已挥霍，退款已经无法操作了。当我问起为什么有800人受骗还不够批捕标准时，李警官这样告诉我：原因很多，头先京安信宇并非完全靠诈骗，他们以低价吸引客户，收取押金后，虽然不能给客户提供所约定的房屋，但毕竟可以给客户提供略高于或等同与市价的房源，有部分客户也通过京安信宇租到了房子，所以他们不是纯粹的诈骗。其次，还要排除一些不能正确指认犯罪嫌疑人的受害人，其中一些人丢失有效的凭证，一些人约定提供一年的服务目前还没到期，还有一些人被骗数额较少，不够立案标准。他还说：“当初你们在太阳宫报案的时候，无论被骗多少，都予以立案了，但批捕的时候不能这么算，必须每笔单案，都要达到500元。你们符合标准的也就10来个人，不到1万元钱，这1万还得分摊到每个业务员头上，数额就不大了。”

　　事情的确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当我再打电话给朝阳检察院的时候，又被告知：无论是从2006年12月份未被批捕的案件进行查询，还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搜索，皆没能找到此案，所以想通过朝阳检察院核实情况终未能如愿。

　　我们又征求了北京衡基律师事务所徐颖略律师的意见，徐律师告诉我们：依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的，并且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

　　案发3日即报案，速度不可谓不快；网友竞相转告去警局做笔录，配合不可谓不积极；公安机关受案后10日即破案，效率不可谓不高；受骗人员近800余名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受害人较终又得到什么呢？

　　在这场与黑中介笔者的较量中，本人法律院校毕业，在京工作已逾3年，也有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经历，在租房时，自以为做了足够多防范措施，依然落入了中介的骗局。报案之后，更是占尽了天时（报案迅速）、地利（交通方便）、人和（人多势众，且有现成的维权群和警方、朋友的大力支持），却没能在赔偿上获得任何的回报。身心俱疲的我们打算把维权进行到底，向法院提起民事讼诉，可京安信宇法人在逃，钱款已被挥霍，纵然胜诉，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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