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做出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成为过去的判断，但总体上说，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是更加恶化了，而是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做出这种判断的根据主要有四：一是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政府纷纷伸出“看得见的手”，启用和实施刺激经济回升方案，并对刺激有一个较为正确的把握，这是较为有效的，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二是资本市场衰退虽然较为明显且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并未形成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明显转接；三是居民消费行为谨慎和厂商产出结构调整及其互动过程已经开始，并且在不断加强；四是抑制过高收入、提升中低收入的政策主张和实践成为各国民众和当局的普遍共识，对于有效提升全社会消费需求总量、促进经济从衰退转向繁荣，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上述四点也是这次“金融海啸”未曾迅速转化成为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预见，全球经济不会像上个世纪３０年代那样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摆脱危机，而很可能会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段内，摆脱衰退，进入复苏，实现新的繁荣。

到今年１月底，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很多指标是衰退性的。例如，ＰＰＩ同比下降３．３％，ＣＰＩ同比下降１．０％，明显低于我们曾论证阐明的３％—６％适度通货膨胀率区间；全国财政收入和出口分别同比下降１７．１％和１７．５％，也带有较为明显的衰退特征。但是，并不是所有指标都不向好。例如，虽然一月份Ｍ１的增长率仍仅为６．７％，还明显低于我们曾经估算的货币供给增长的合理下限（同期ＧＤＰ增长率的１．７７倍），但Ｍ２的增长率（１８．８％）已经明显超过了货币供给增长的合理上限（同期ＧＤＰ增长率的２．０５倍）。这种情况表明，作为经济运行“大轮毂”的货币供给已经开始发挥复苏经济的先行作用。如果对比分析一下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特征，将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３０年，我国经济周期的衰退时间长度具有越来越短的特征。开始需要二到三年，但后来明显缩短，目前已经到了一年多或不到一年的程度。这是与我国已基本建成既有灵活性又有统一性的新型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也是与我国以民为本的国民经济活动基础越来越坚实密切相关的，更是与我国产业结构与其他多数国家具有明显互补性密切相关的，还与我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技巧不断提高密切相关，又是与我国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潜力充满信心密切相关的。这就是说，我国经济虽然受到了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但并未进入全面衰退，迅速转向繁荣的基础较为牢靠。

中国经济的复苏会明显早于全球，这是由前述种种条件决定的。有人心存悲观，认为我国经济可能要到今年底、甚至明年上半年才能复苏。我则比较乐观地认为，不会到今年下半年，很可能到今年５、６月份，经济运行就会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好转。这种好转的过程很可能头先从股市开始，然后逐渐转向房地产市场，进而再转向整个实体经济。到今年年底，提出“保８”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不仅一定能够实现，甚至还会略高。当然，这不仅取决于民众的信心，还取决于我国产业成长的能力，同时也取决于我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技术水平。

显而易见，我国经济的复苏将明显快于其他国家，包括我国周边的韩国和日本，更将快于美国和欧盟。至于美国和欧盟间的比较，我则倾向于认为：复苏较快的可能是美国。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连续任命了五位华裔高端官员，也从一个侧面预示着这一估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不会是Ｕ型，更不会是Ｗ或Ｌ型，而一定是Ｖ型。但是，要保证中国经济的较快复苏，即呈现Ｖ型而不是Ｕ型，更不是Ｗ或Ｌ型，不仅取决于我国原本已经具备的客观基础，还取决于我国具体的实践，特别是取决于我们能否从下到上、全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国务院提出的振兴经济的一系列方针和原则、政策和措施，取决于上下各个方面能否积极做出新的努力和探索。例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与操作，不仅要更加注重尊重规律，更加强调操作的灵活性和到位的及时性，同时还要更加既注重总量调控，又注重结构调控。例如，不仅要强调“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等各项原则的贯彻落实，还要进一步强调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必须坚决做到既注重总量，又注重结构。特别是大规模增加的政府投资，不仅要特别重视投资项目和投资规模的迅速及时到位和有效安排，更要特别重视投资领域和投资结构的深入研究、认真勘察、仔细论证和正确安排。不仅如此，还必须从已经确定的大规模增加的政府投资总盘子中拿出一个较大的比例，着重用于支持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的贷款贴息以及人力资本的直接投资。要通过这类投资的财政性，更充分地体现其无偿性；通过这类投资的不追回性，更充分地体现其启动性；通过这类投资的侧重性，改变各类商业银行的“惜贷”、“慎贷”倾向；通过这类投资的公共性，从基础能力上支持更多的企业走出困境，实现企业产品更新换代与技术升级，促使企业更好更快地成长，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较快增长与发展。

世界经济的复苏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我们希望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世界经济走出一个比Ｕ型形态还好的形态。但是，主要大国是否负责任，各主要国家是否能够互相配合，全球各国能否积极协调、避免不必要的“贸易保护”或其他人为“壁垒”的摩擦，各成员国能否真正按照ＷＴＯ规则积极行事、互通有无、共渡难关，将对整个世界经济走势产生更为深刻影响。搞得好，不仅区域经济可以顺利走出困境，创造好于Ｕ型的增长形态，全球经济同样可顺利走出困境，创造好于Ｕ型的增长形态；搞得不好，将难免推迟世界经济的复苏与繁荣，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更大经济福利损失和精神痛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作者：刘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