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我们为什么房子造得这么快？这连我自己也想得呆煞，过去是这双硬邦邦的手，现在还是这双手，为什么现在造房子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呢？”方鑫泉总结说，这是“大闹技术革新”的结果。

方鑫泉所在的工地采用了当时全国较有名的砌砖工具——“撮瓢式铺灰器”，只要把铺灰器一拖，泥灰铺得很匀，拿着砖头往上砌就好了，“再不要像过去那样，一泥刀一泥刀地抹个不停了”。

到了1966年，技术革新“闹”得更大了。杭州市房屋修建公司在沈塘桥建造了两幢住宅，用硅酸盐砌块取代了传统的黏土砖。硅酸盐砌块是利用煤渣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由于它体积大(相当于45块黏土砖)，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施工效率差不多可以提高50%，并能降低房屋造价。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杭州在天水桥、刀茅巷、南大树巷、望江门、余杭塘上、小营巷、潮鸣寺巷等不同城区兴建了不少住宅楼。但这批房子基本上都算是简易住宅，房屋结构比较简单，大都采用半成品的水泥预制构件建成，不仅施工快，造价极为低廉。

由于房子都是由国家分配的，所以这时候基本上已经不存在“房屋交易”的概念，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房屋置换。当然，这种“置换”是在房管部门的主导下完成的。

1958年“大跃进”以来，市民的工作调动变得更加频繁，许多职工的住房距离工作单位就变得较远，每天上下班往返十分不便。于是房管部门专门成立了“房屋调换委员会”，采取“挂牌自选、自愿对调”的办法，互相调换不同职工的房屋。到1961年4月底，房管部门已经帮助1800多户职工完成了“房屋置换”。

尽管如此，房子还是不够住。房管部门要求居民们“发扬主人翁和互助精神”，自觉让出“多余房屋”。比如法轮寺弄68号工人高金荣，这次主动让出一间，退给房管站重新分配。

解百商场新推出了一批日用小百货和清凉饮料。无论是“友谊爽身粉”、“百花凉香脂”，还是“百合药草茶”、“牛奶甜唂咕”，都大受消费者欢迎。

当然，这是1959年的情景了。那时候解百商场叫做“解放街百货店”，是杭州市的百货商店，“近两万种绮丽夺目的商品，每天像磁石一样吸引住来自机器旁边的工人和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

解放街则是杭州不可撼动的商业。1959年3月，解放街启动了拓宽与伸展工程。几个月后，街道两旁的旧房子都拆除了，新盖起来的楼房也都已经粉饰一新，道路比原来扩大了一倍多，宽阔而平坦，当时块头的松花江牌公共汽车，可以五辆并起来行驶。

在“解百”叱咤风云的时代，作为晚辈的银泰百货还不知道在哪里，就连银泰百货门口的延安路都还没接通。那时候，延安路还叫做“延龄路”，差不多要再过五年时间，延龄路才从庆春路接通到更北的体育场路。新造的延龄路北段路宽40米，是当时杭州市较宽的一条水泥道路。紧接着，无轨电车也开通了，1960年新建的延龄新村(现在的延安新村)居民出行更加便利，去“解百”逛街就不必绕路了。一位叫做薛家柱的市民，写了一头《延龄大道赞歌》：“明天，电车线、霓虹灯、林荫，将在空中对成对，排成排；明天，百货店、电影院、住宅，将在新路边楼连楼，台接台……延龄路哟，你将有更多的伙伴，条条路面把光辉的伟业记载。我们工人的脚上系着道路，走向共产主义，走向光辉未来!”

1966年新年伊始，为了适应居民生活需要，延龄新村新设一批商店，包括百货、日用杂品、酱园、饮食和理发等。或许正是这批名不见经传的商店，孕育了后来的银泰百货、国大广场和杭州大厦，孕育了比解放路商圈更出风头的武林商圈。

既然1966年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也要开始了。这条系在“工人的脚上”的延龄路，就在这一年被改成了富有革命意义的“延安路”。

1959年6月，电影《风从东方来》在杭州拍摄外景，它是中国和苏联合作拍摄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如今，我们仍然能够在这部老影片里看到当时湖滨路的景象。

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这样一部电影很可能会像50年后的《非诚勿扰》那样，让杭州的城市品牌更具号召力。但遗憾的是，年苏联撤走了全部的在华专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这部电影也就没有太多影响力了。

杭州从来就不缺风雅的镜头。即使在那个年代，杭州也不曾泯灭浸染在骨子里的风雅气氛。解放街百货店里的杭州产搪瓷脸盆，印着的是齐白石或徐悲鸿的名画；而鲜艳诱人的杭州产花布，也都是以“柳浪闻莺”或“苏堤春晓”作为商标。如果你没有读懂杭州的历史，你就很难破译杭州的风雅密码。许多年后，那些不解杭州之风情的非本土房地产企业，将在这座江南城市水土不服好几年。

就在解放街完成拓宽与伸展的1959年，杭州开始建造环城东路和环城北路了。这条道路工程较大，单是路基土方就有20多万立方米，是杭州市历史上条土方较多的道路。解放军驻杭部队出动了2500人前来支援修筑，这支部队曾在1958年7月份参加艮半铁路(艮山门到半山)的建设。

如今的环城东路和环城北路早已经是完全的市，但在50年前这两条路确实就是城市的边缘。正如诺贝尔奖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在诗作《仲夏》中所写的那样：“我能够理解博尔赫斯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盲目的爱：一个人怎样去感受在它手中膨胀的城市的街道。”只不过，同样在不断膨胀的杭州，还不曾像阿根廷头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样滋生出一个博尔赫斯——阿根廷较负盛名的文学大师。

在延龄路北段通车的1964年，许多新道路也建造起来了。杭州市人民委员会发出通知把这些新建的道路分别命名为莫干山路、天目山路、东新路、石桥路、舟山路、浙大路、绍兴路以及和睦路等。与此同时，市区原有的一批道路也被更改了名称。杭州市人民委员会发出的通知说：“为了进一步清除封建主义、殖民主义遗迹，经研究决定，公布本市市区批更改的路名……起到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作用。”

在市区批更改的路名中，佑圣观路被改为“胜利路”，孝女路改为“新德路”，将菩提寺路改为“新声路”，将蕲王路改为“湖边路”……如今，这批更改过的路名基本上又被改回了原名。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座城市的风雅传承即使发生暂时的断裂，也不妨碍它在后来的时光中逐渐复原。

风雅，是这座城市不可篡改的精神肖像，更是这座城市不可篡夺的精神资产。

1959年，虽然即将面临共和国史上的“三年自然灾害”，但是这并不影响杭州这座风雅之城以解放路为原点，沿着延安路滋生她的繁华基因。更多的道路和楼宇新建起来了，但是人们的住宅状况仍然艰苦，仍然有许多人愿意通过对新中国与旧社会的住房比较，去获得兴奋度和幸福感。然而，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公房时代的隐疾。

解放路与延安路的时空对决

1961年的“房屋置换”

风雅，一座城市的精神资产

公房时代的幸福与隐疾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大多数居民仍然愿意通过对新中国与旧社会的住房比较，去获得兴奋度和幸福感。1961年，住在里仁坊的楼阿三在一篇题为《我的住房》中这样写道：

我今年六十五岁了，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因为我们缴不出房租，被资本家赶出，流落在街头。后来无法可想，只好去住“会馆”。“会馆”是放死人棺材的地方，一走进去就有股难闻的臭气，里面阴森森的黑得怕人……我现在住的是一所很好的朝南楼房，有玻璃窗，空气流通，阳光充足，冬天暖洋洋，夏天凉风徐徐吹来，真叫人舒畅。楼梯旁有路灯，房门口有门灯，房间里更不要说了，开关“拍答”一响，电灯光照得满房通亮。棉床上崭新的红、绿绸棉被，崭新的床单，还有大衣橱、大被橱、红漆写字台、茶几，还有收音机，我随手将收音机一开，马上可以听到国家大事和悦耳的音乐。

这样的文章屡屡见诸报端，当时的《杭州日报》甚至开出了“以主人翁态度管好用好国家房屋”的专栏，以读者来信选登的形式呼吁大家“不忘旧社会住房子的苦，珍惜新社会住房子的甜”。在这样一系列的感情文章背后，其实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在作祟：由于房子都是国家分配的，而不是自己购购的，因此难免就有一些人不那么爱护公房。比如在延龄新村，两套同样结构、同时投入使用的房子，由于住户爱护的程度不同，一套历久弥新，另一套却已有不少损坏。

于是，政府开始积极树立一批爱护公房的好榜样，当时的全国建筑劳动模范楼子良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拱墅区五一新村已经住了8年多，他的房间不但房门、窗户、电灯、墙壁都完好无损，门窗玻璃也擦得光亮照人，墙上屋角无积尘、无蛛网，“他们在移动家具时，为了不使红漆地板摩擦坏，你抬我扶，轻摆轻放，从来不乱推乱拉”。

虽然1965年杭州市房管部门专门开展了“爱房服务运动”，但是这些公房时代的隐疾，还是要延续许多年，一直到商品房时代的兴起。

(作者：刘德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