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价房本来是政府为了抑制高房价，动用公共财政补贴中低收入人群，以解决他们住房困难的惠民工程。而在山西省忻州市，头例限价房项目不仅市直机关，而且被公务员大肆高价倒卖，从中牟利至少五千多万元。（见4月20日《经济参考报》）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大规模的腐败事件。不过和一般的腐败案件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是一起政策性的腐败。

　　我们一般所说的腐败案件，即大家通常所说的权钱交易，主要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腐败。这种腐败的特点在于，政策的初衷还是不错的，但由于制度当中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种种缺陷，留下了许多 “寻租”的空间，比如利用审批权索取回扣，利用执法权收受贿赂等等。政策执行当中的腐败，虽然也存在巨大危害，但这毕竟是既违法，也违反政策的，所以腐败分子还是要偷偷摸摸地进行，不敢光明正大地拿到台面上。

　　但政策性腐败就不同了。政策性腐败的特点在于，它是通过制定对掌握公共权力者有利的政策的方式来进行腐败。这种腐败的规模往往很大，“受益者”众多，但从表面上来看，却又完全符合政策，更没有任何违法之处，而当事人也往往理直气壮。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山西省忻州市所发生的，就是一种典型的政策性腐败。一方面，大量公共财产被转入公务员私人的名下，公务员们大发横财，侵吞了巨量的国家财富，另一方面，整个过程又完全符合 “程序正义”原则建限价房是符合政策的，将其 “市直机关”的公务员也是符合政策的，而公务员们在以“一折”的超低价购到这些房子之后，再按市场价转手倒卖，牟取暴利，就更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自由交易，没有任何可指责之处了。

　　正是因为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圆满，所以也难怪忻州市房管局局长周喜文会强硬地说，“它既是市委市政府办实事、办好事的民心工程，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还是市直机关干部安居乐业的载体和实现安定团结、稳定大局的有效保障。”并要求“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用讲稳定的态度、讲大局的观念、讲是非的标准，集全局之优势，举全局之力量，迎难而上”了。

　　但是且慢！利用执行政策的权力所进行的腐败是腐败，利用制定政策的权力所进行的腐败同样是腐败。无论周局长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从程序上看如何“无可挑剔”，但有一点是完全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国家的限价房政策，其本意为了解决低收入民众的住房问题的，是为了雪中炭，而不是为了替“市直机关干部”锦上添花的。忻州市限价房在分配过程当中，执行时有没有腐败并不是较重要的，较重要的是政策的出发点就错了。

　　预防并杜绝执行政策当中的腐败，需要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预防并杜绝政策性腐败，更需要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其主要方式，就是决策程序的民主化忻州市发生这一事件，让我们再次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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