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报记者就宏观经济走势及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等相关话题与迟福林展开对话。

　　针对近期大热的房地产话题，特别是海南楼市大起大落、萎靡不振的现象，迟福林指出，未来3-5年，房地产都会是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但海南想走一条与全国其他城市不同的路子——旅游地产。

　　【聚焦海南发展】

　　“房地产调控需要多种手段”

　　上海证券报：随着楼市调控政策的持续加码，近期国内的房地产价格出现了下滑的苗头，你如何看待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楼市若形成下行趋势，对我国经济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迟福林：抛开房地产价格在特定阶段确实上涨速度过快不提，我国房地产市场还存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保障性需求、改善性需求、投资性需求搅成一锅粥。因此，房地产调控需要多种手段。将来，如果保障性住房做得比较好，其他商品性住房就可以放开。

　　“海南房地产有刚需支撑”

　　上海证券报：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具有一定特殊性，投资性需求占一半以上，在调控背景下，海南楼市是否存在再次崩盘的风险?

　　迟福林：全国人民对海南的房地产需求是刚性需求，是对在海南休闲、度假、养老、居住的一种刚性需求;海南房地产这两年的问题出在结构不合理，一般性的住宅过多，特别是高端房上涨得比较快，投资投机因素占了较大比重。

　　下一步，海南房地产可能会走一条不同的路。国务院已明确提出，鼓励海南积极发展旅游房地产，至于什么是旅游房地产，海南需要在这一领域破题。目前海南正在对此进行研究。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海南不会再发生房地产泡沫，因为当前的需求结构与上世纪90年代有很大不同，有真实的需求在支撑。另外，对海南发展的前景大家也都一致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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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房地产规划应尽快出台”

　　上海证券报：应该如何避免房地产发展过快，成为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障碍?旅游地产又将对海南楼市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迟福林：对海南而言，房地产在未来3到5年内，都将是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而发展的核心点就是旅游房地产。“积极发展旅游房地产”，就意味着要对一般性的房地产有所制约、规范，另外还要强调环境保护。

　　总而言之，海南在房地产发展上不能急功近利，要有合理的布局。当前，房地产的开发有一定的盲目性，所以要尽快出台旅游房地产发展规划，用政策来调节和引导，减少房地产开发的盲目性。不过前期房地产项目一下子上得很快，这就需要一个消化过程，相信这个过程之后，海南房地产市场会走上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国际旅游岛建设融资渠道可多元化”

　　上海证券报：建设国际旅游岛需要资金，目前主要有哪些资金来源或开发模式?随着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陷入困局，海南要如何保证开发资金的到位?

　　迟福林：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需要大量的资金，也需要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不能仅仅依靠地方财政支持。

　　比如，海南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它的存量资产大大增值了，这对利用资产价格筹资意义重大。与此同时，海南未来的出路还在于以社会为主，可能会在服务业等领域采取多种政策向社会资本开放。

　　当然，未来还可以借助外来资本，比如跟中国香港特区合作，在港发行建设债券等。

　　一句话，海南的政策空间是很大的。

　　【着眼宏观经济】

　　“中国经济没有硬着陆风险”

　　上海证券报：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持续回落，带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同时减速。您如何看中国经济现在乃至“十二五”期间的发展趋势?

　　迟福林：中国经济不缺少增长点。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我国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印度、俄罗斯等国，其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60%左右，但我国一直徘徊在43%左右，还有至少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另外，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已步入“快车道”，由此带动的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8%左右，就算跟发展中国家相比，也至少还有10%到15%的发展余地。

　　从上述两个方面而言，中国8%左右的经济增速是可以保证的，没有硬着陆风险。

　　实话实说，如果经济增速一直维持在很高的区间，大家都一味地追求速度，结构调整就会变得很困难，政府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8%左右，就是为了给结构调整留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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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外部风险的较好办法是促消费”

　　上海证券报：当前，欧美国家正在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外围经济复苏前景非常不明朗，怎样才能有效地避免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

　　迟福林：债务危机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不排除欧美国家继续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的可能，票子印得多了，就会引发全球性的通胀，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出口也会严重下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可能由正转负。

　　尽管中国不存在硬着陆问题。但在外部环境风云变幻的情况下，我国宏观政策需要做一些适度调整。比如，财政政策要有所作为。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向保障房、教育、医疗等领域倾斜。货币政策方面，在稳健的前提下，恐怕也要做一些适度调整。

　　避免外部风险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尽快形成消费主导的格局。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但消费总量却只占4%，消费潜力十分巨大，只有建设消费大国，才能有效地避免外部风险，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文化产业需求缺口巨大”

　　上海证券报：较近一段时间，从政策层面到市场表现，“文化”两个都备受关注。文化产业究竟能否有效地带动消费?

　　迟福林：举个例子，文化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我国平均只有2.5个百分点，而韩国、日本都在15个百分点，美国更达20-25个百分点，差距特别大。老百姓不是没有消费需求，而是我们现有的“这套东西”与老百姓的消费需求有距离，政策体制使得社会资本很难进入，税收很高，制约了这个产业的发展。

　　当前，人们对中国经济前景抱有疑虑，主要原因就是拉动GDP的“三驾马车”前景不明——出口导向不可持续、投资主导不可持续、国内消费前景不明。在外围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不能过度指望出口取得多大进展。但只要消费上去了，较高的投资率也不能算不合理，只要二者相匹配。尽管目前消费率不高，但应看到中国社会正由生存型步入发展型新阶段，如果推进转型与改革，突破制约消费的制度瓶颈，完全有条件保证较高的消费率，如此一来，我国经济再保持20-30年的中高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十二五’是历史性的关键五年”

　　上海证券报：你曾说过，对于我国改革发展来说，未来5年非常重要，如何具体理解这“关键五年”?

　　迟福林：未来5年对未来十年有决定性影响，而未来十年对中国长期的发展也有决定性影响。未来十年，中国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又必须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比较公平的模式。

　　“十二五”期间，我们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问题，而选择的目标应该是公平可持续，选择的战略是消费主导，重要抓手则是政府转型。与此同时，“十二五”也是推进城市化的关键五年。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但由于制度安排因素尤其是行政区划的壁垒，使城市化进程难以有效推进，还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而城市化的滞后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发展，从而造成中国扩大内需、构建消费大国缺乏载体。因此，“十二五”亟须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努力实现区域经济、社会、行政的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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