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稿还不如稿呢。”昨天，宪法学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千帆对早报记者说，对比《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次与次征求意见稿（以下分别简称稿、稿）后发现，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主导了稿的修改，更多地体现了地方政府的利益，是一种妥协，其中问题是对“公共利益”界定得“过于宽泛”。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则认为，由法院决定强制拆迁，司法裁决的公信力和独立性仍有待观察。 　　“公共利益”扩大化倾向 　　经济学家马光远博士称，稿的有些修改进步明显，如：废除了行政强制拆迁制度，政府要强制拆迁居民的房屋，只能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搬迁，行政强拆从此成了历史；拆迁的补偿标准更加明确，不仅要补偿房屋的价值，还要补偿搬迁等费用，以及因停产停业而造成的损失。 　　但他认为：“因为拆迁条例立法涉及的利益很大，博弈非常复杂，稿的一些修改退步也很大，特别是在公共利益的认定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公共利益’扩大化的倾向。”譬如，稿规定，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居民的房屋进行征用”。这个界定，会引发很大的歧义。将国家安全作为公共利益的限定词没有任何异议，但将“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公共利益的表现，反而使得“公共利益”的边界人为模糊，可能导致误读。 　　张千帆也认为，按照目前的条文的表述，地方政府对于想拆迁的地方，很容易找出符合“公共利益”的若干理由。他表示，实际上，拆迁的绝大部分都可以放手让开发商与被拆迁居民之间谈判，政府没必要插手。但现在的情形是，许多项目仍授权地方政府来直接参与。 　　张千帆说，从国务院法制办作出的相关说明，如“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时期，……稳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及整个文稿可看出，稿比较明显地体现了“国家主义思想”，即由国家来主导改造整个城市，而这是稿里没有提到的，也是的症结所在。 “90%”不应删可调比例 　　在稿中，有关“危旧房改造”一块，规定了此种拆迁需“90%及以上的被拆迁户的同意”——这也被称为“90%的条款”。但在稿中，此条款被删掉。 　　张千帆教授称，危旧房的改造项目，牵涉到当地被拆迁居民的切身利益，应当说，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前提。稿中就体现了这个思想。至于“90%的同意”是否比例过高，其实是可以探讨、调整的。但遗憾的是，稿中此条款被删掉，使“公民参与”被忽略。 　　此外，“危房”尚好界定，“旧房”怎么界定、有无具体年限？一些法学专家表示担忧，如一些地方现在对使用了10年不到的房屋动不动就拆迁，今后，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马光远博士也认为，对“危旧房改造”的界定出现了制度倒退。他说，稿在程序设计上，将“危旧房”改造的决定权交给了被征收人：其一，危旧房的改造需经90%被征收人的同意；其二，补偿方案需征得三分之二以上被征收人的同意；其三，补偿协议签约率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方可生效。这三个严谨的条件，不仅将危旧房改造的初始决定权交给了民众，而且将后续补偿程序的决定权也基本交给了被征收人。 　　但稿却彻底推翻了稿关于“危旧房改造”的决定程序，将决定权完全交给了政府。稿规定，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改建的，应当纳入市、县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这等于完全否定了被征收人的抗辩权。 　　按照以上规定，只要某一个项目被纳入某县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并且经过人大同意，不管其是真正的公益项目，还是商业开发，都可以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进行征收。 司法裁决或受行政干扰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表示，虽然社会上不少人对稿拟废除“行政强拆”表示欢迎，但他个人觉得，在现有司法体制下，即使将拆迁的决定权移交给法院，能否得到真正落实仍不容乐观，“司法裁决较后是否仍沦为‘换汤不换药’。” 　　他说，由于各级法院仍依附于地方财政，因此地方党政负责人的意见往往影响到了法院的审核与裁决，因此司法裁决的公信力如何，仍有待于观察。 　　江苏一位法官对早报记者称，一旦拆迁案件交给法院来裁决，不仅加重了原本就很严重的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而且也将大量的社会矛盾转移到法院系统上。因为，遇到拆迁的案件，地方政府会推脱说这不是政府要拆的，而是法院裁定要拆的，实际上是“行政撂挑子、法院捡负担”。 “感觉稿还不如稿呢。”昨天，宪法学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千帆对早报记者说，对比《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次与次征求意见稿（以下分别简称稿、稿）后发现，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主导了稿的修改，更多地体现了地方政府的利益，是一种妥协，其中问题是对“公共利益”界定得“过于宽泛”。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则认为，由法院决定强制拆迁，司法裁决的公信力和独立性仍有待观察。 　　“公共利益”扩大化倾向 　　经济学家马光远博士称，稿的有些修改进步明显，如：废除了行政强制拆迁制度，政府要强制拆迁居民的房屋，只能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搬迁，行政强拆从此成了历史；拆迁的补偿标准更加明确，不仅要补偿房屋的价值，还要补偿搬迁等费用，以及因停产停业而造成的损失。 　　但他认为：“因为拆迁条例立法涉及的利益很大，博弈非常复杂，稿的一些修改退步也很大，特别是在公共利益的认定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公共利益’扩大化的倾向。”譬如，稿规定，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居民的房屋进行征用”。这个界定，会引发很大的歧义。将国家安全作为公共利益的限定词没有任何异议，但将“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公共利益的表现，反而使得“公共利益”的边界人为模糊，可能导致误读。 　　张千帆也认为，按照目前的条文的表述，地方政府对于想拆迁的地方，很容易找出符合“公共利益”的若干理由。他表示，实际上，拆迁的绝大部分都可以放手让开发商与被拆迁居民之间谈判，政府没必要插手。但现在的情形是，许多项目仍授权地方政府来直接参与。 　　张千帆说，从国务院法制办作出的相关说明，如“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时期，……稳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及整个文稿可看出，稿比较明显地体现了“国家主义思想”，即由国家来主导改造整个城市，而这是稿里没有提到的，也是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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