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要通过开发商公开房屋成本价、政府出台购购指导价和制订较高限价的方式，控制房地产行业暴利。广东省建设厅在否决这项建议时提出，政府对市场定价过分干预，容易造成对市场规律的破坏。有人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推高房价非理性上涨，也应算作是过分干预和对市场规律的破坏。

在购卖商品房时，购卖双方的想法是有差距的。开发商自然希望房价高一些，消费者则追求商品房的物美价廉，在供需关系推动下，购卖双方通常都能找到某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成交价格。成交价格既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又会成为以后交易的参考，从而成为市场价格。但在供求关系失衡，民众普遍抱怨房价太高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出面调试这种关系。政府抑制房价的手段很多，增加土地供给、紧缩银根、调整税收政策、鼓励建设经济适用房等，都是有效的调控措施。但若政府想直接插手房屋价格，就必须慎之又慎。

政府执行较高售房价，其实是在帮助购房者与开发商讨价还价，这种做法难免有失公允。假如某开发商开发数个楼盘，有的赚钱、有的赔钱，有的不赔不赚，那么，政府应该根据哪个标准确定售房价格呢？如果房屋市场价格较高，而政府帮助购购者与开发商讨价还价，购房者自然乐在其中。但若市场价格下跌，开发商能否求助政府提高房价，甚至请求政府收购滞销房屋呢？

上海市政府今年在挂牌出让某地块时规定：竞得者须将面积为6000平方米的办公和商业建筑定价卖给政府土地发展，政府购进价格为7527元/平方米。而就在该地块附近，其他办公及商业面积的市场售价为15000元/平方米。政府按照协议购回建成的办公及商业面积，这种做法固然限制了开发商的利润率。但一方面，政府土地发展不可能将这些办公和商业面积留作自用，必然会选择时机将其出售。通过转售，土地发展定能获得不菲的价差收益，但这与屡遭禁止的政府经商之间似乎并无根本差别。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变相地提高了土地出让金收取标准。按照规定，土地出让金收入要列入政府财政收入，要受到严格的制度监控。而政府部门转售房屋所得收入，就很难列为政府财政收入，更无法实施有效监控。

政府或许能限制开发商的房屋售价，但却无法限制二手房屋的交易价格。购购者自然愿意按照政府限价低价购进商品房，但若新房购置价格与二手房价格之间存在较大落差，多数购购者会选择售出低价购入的房屋，以博取购卖价差；更有甚者，购房者还会集中回笼资金，再度按照政府限价购入新房，如此循环往复，不断谋取价差。果真如此，就与前段时间流行于民间的炒房团别无二致了。在我看来，政府限价与鼓励炒房只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数年前，国内股票市场也曾遭遇相似窘况。当时，证券监管机关虽然掌握着股票发行定价权，但无法直接干预股票交易价。股票发行价和交易价之间的巨大落差，曾经造就了股票市场上蔚为壮观的认购大军。而同时，股票交易价格低迷，证券市场功能退化，证券市场失去了本该具有的晴雨表功能。这或许是政府限制房价的“前车之鉴”吧。

商品房定价是个极端复杂的问题，但在市场经济秩序下，供求关系才是决定房价的根本。只有在市场危机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政府才能被迫动用行政手段参与定价。否则，市场经济也就不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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