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导致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的模式遇到很大挑战。西方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如美国储蓄率已经有所上升，虽然能不能持续还有待观察，但是至少说明西方国家在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那么，如果西方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再平衡，对于中国来说，就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出口不足。“未来几年，中国出口必定类似于要戴上一个‘呼吸器’般生存艰难。”袁志刚说。

如何实现真正的“自主呼吸”？袁志刚说，要真正启动内需一定要找到切实的突破口，培育出新的增长点。这来自中国的消费上，来自于劳动者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的基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增长只有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才是持久和稳定的。如果中国未来的增长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将几亿农民转移出来，实现彻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含量，在此基础上去提高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再高速增长20年是完全有可能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袁志刚指出，全国土地产权的界定，全国统一土地市场的形成，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的土地级差收益，通过土地指标的分配和交易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既可以实现全国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又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保证经济发达地区高效率的实现。土地产权界定之后的抵押贷款的发放，将会在中国经济中注入巨大的金融流动性。

一旦土地产权界定合理，土地级差收益将惠及全国较广大的农民，即使在金融危机的不利形势下，他们也将以此获得进入城市的初始资本，解决就业、培训和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部分费用，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拓展扩大内需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空间。

这一方面能缓解受金融危机影响较严重的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根紧缩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减轻中西部地区的巨大农业人口压力和财政负担，其结果是中国经济中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土地要素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得优化配置。

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口的转移和在城市中的集聚，这既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城市人口的集聚也是服务业兴起和发展的前提。经济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是可以创造奇迹的。时间维度上的奇迹就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空间维度上的奇迹就是产业和人口在大都市的集聚所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经济总量及其强大的城市竞争力，世界上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和新加坡等城市，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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