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在京举办的“2010亚洲经济合作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表示，中国要成为强国，必须承受“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人价、钱价分别指劳动力价格、人民币汇率）。他同时认为，中国目前没有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是拉动内需的一个反应。此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还说，“物价不涨也不行，咱们就算涨40年也赶不上美国的物价”。刘福垣的上述言论引发争论和质疑，并成为微博上的流行热词。近日，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对他的上述言论作出解释。

物价上涨不等于通胀

“我理解的通货膨胀是政府政策的产物。政府故意多发钞票掏老百姓和企业的腰包，才会出现通货膨胀。”

新京报：你较近在“2010亚洲经济合作论坛”上的言论非常受关注，现在很多老百姓都感觉物价在上涨，为什么你认为现在没有通货膨胀？

刘福垣：物价上涨不等于通胀，物价上涨和通胀的表现都是货币贬值，而货币贬值有因变量和自变量两种因素造成。如果货币是自变量，即由于政府印了很多纸币导致物价上涨，这是通胀。如果货币是因变量，价格本身是自变量，由价格本身上涨造成的物价上涨就不是通胀。

造成这种物价上涨的原因特别多，例如中国进入WTO之后，农产品的生产方式与国际相比十分落后，导致了市场上很多游资炒作棉花、大豆等农产品。由于这些资金巨大，数以万亿计，而且大多是自有资金，不是银行贷款，因此很难控制。这些炒作者大多是低素质的暴发户，他们不会也不愿意去做别的投资，例如去投资新能源和循环经济，于是就干脆来炒房子或者炒作农产品。

这种物价上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算上住房使用成本将近25%-30%的权重，现在的CPI还要更高。这种价格上涨是发展战略失误，经济资源分配不合理造成的。

新京报：你认为什么情况下才能称为通胀？

刘福垣：我理解的通货膨胀是政府政策的产物。政府故意多发钞票掏老百姓和企业的腰包，才会出现通货膨胀。但从我所亲历的近三届中国政府来看，财政的日子都很好过，政府既没用通货膨胀的动机也没有这么做。例证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存款大于贷款。

“三高”是发达后的必然

“中国现在是‘三低’。我的观点是物价有升必有降，升升、降降，总的趋势是升大于降，走向‘三高’。”

新京报：你的“三高”理论受到很多人的攻击，为什么说“三高”才是强国的标志？你的意思是说未来老百姓必须要承受高物价？

刘福垣：“三高”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强国之后，我们看到的客观事实，是强国的标志，不是奋斗目标，而是发达之后的必然现象。

不是说我们要安排物价的上涨，而是要以平常心对待物价、人价、钱价上升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正视物价上涨。

中国现在是“三低”，物价低、人价（劳动力价格）也低，钱价（人民币汇率）也低，GDP丰产人民不丰收，便宜的产品往外流，补贴全世界，相当于全民族给外国人打工。我的观点是物价有升必有降，升升、降降，总的趋势是升大于降，走向“三高”。

新京报：目前的物价上涨该如何应对？

刘福垣：我们不能人为的抑制物价，而是要想办法改革流通体制、增加可支配收入。物价上涨关键要看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如果是通胀造成的，就需要紧缩银根。通胀的标志也很明显，贷款大于存款，就业率超过95%，工资大幅度上涨，甚至劳动力短缺，投资增加太多，那就需要紧缩银根。

但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力过剩、产品过剩、产能过剩和所谓流动性过剩，还有这么多的产品卖不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和资本双失业，还说是通货膨胀造成的，还要紧缩银根，是跟自己过不去。

如果政府把物价高当成通货膨胀来治理，就是紧缩银根，其结果就是导致工人失业，收入降低，老百姓的日子会更难。因为中小企业创造了大多数的就业，而他们本身贷款就很困难。

我们不能光从老百姓的主观愿望来看问题。老百姓的希望是，工资越高越好，物价越低越好，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也有这个愿望。但是，天底下有这种好事吗？价格越低，工资就越低；工资越高，物价不可能不高。人价是产品成本的组成部分，人价高了产品价值上升，价格不上升是不可能的。消费拉动，拉动什么，头先是价格，价格上升拉动供给，拉动GDP。物价下降，人价必然随之下降。例如，如果物业人员工资翻一番，你的物业价格能不增加吗？

收入增长被少数人拿走

“问题的关键不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是做大可分配的蛋糕，而是如何合理的分配这块蛋糕，解决分配机制问题。”

新京报：你在描述“三高”时提到了一个前提，就是每年的工资增长达到15%左右。这个数据怎么来的，你自身有这种感受吗？

刘福垣：这个前提说的是应该如此，而实际上我们大体上做到了平均如此，大多数人并不如此。1982年到2006年，居民收入增长了29倍。但是，像你我这样的人都没感受到，甚至连7%或8%的收入增长都没有感受到。

我来北京这么多年，档案工资从来没达到过北京平均收入水平。因为这些增长的收入大部分被少数人拿走了，现在是20%的人拿走了80%的财富。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是做大可分配的蛋糕，而是如何合理的分配这块蛋糕，解决分配机制问题。

新京报：对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你有什么建议？

刘福垣：现在有人提出工资5年翻番计划。其实GDP上涨了，工资能不涨吗？我计算过，改革开放以来，收入还增长了29倍，但现在老百姓仍然感觉物价上涨厉害。关键问题是，工资翻倍了有什么用，如果都翻到别人手上去了，翻多少倍也没有用。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必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真正使收入按要素分配，真正做到同工同酬，劳动的投入产出要成正比。

如果分配合理了，物价涨一点，还可以接受。但现在一边是挥霍性消费，中国已经创造了全球大 品消费市场，一边还有很多人感觉“被中产”。真正的中产不仅是拿工资，还能从老板那拿来一部分利润，与其共同分享剩余价值，现在这部分人在中国16%都不到。

物价上涨不可避免

“哪有GDP往上涨，物价不上涨的？GDP往上涨，物价不涨，肯定是假的。”

新京报：你前段时间也对媒体说，中国的物价再有40年也达不到美国的水平，中国的物价上涨趋势势不可挡，能具体解释下吗？

刘福垣：美国人为什么消费力那么强？不就是人价高吗？那个应该破产的通用公司，工人每公里的工价是40美元，八公里就是32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144元，收入相当于我们一个月。以如此高的收入水平消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是什么感觉？

大家知道，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生产不足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与自然永恒的矛盾，短缺永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人口大国，我国永远都是短缺的，不可能有什么剩余。我国要富民强国，必须大量进口外来资源和产品。面对我们购什么什么贵的局面，我们的钱价不高是不行的（即人民币不升值不行）；我们的人价不高更不行；人价高了，物价能不上涨吗？工价、物价交互上涨，螺旋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哪有GDP往上涨，物价不上涨的？GDP往上涨，物价不涨，肯定是假的。

新京报：物价上涨还有哪些具体原因？

刘福垣：中国物价上涨还有一些特殊因素，例如我国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在国外，几个农场主甚至可以控制一项产品的价格，但是中国农民的地才几亩，而且都是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根本没有形成对价格的控制能力。另外比如说，即使是苹果的市场价非常高，几块钱一斤，农民得到的并没有增加多少。

生产者价格低，消费者价格高，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必然规律。关键是农民没有议价能力。现在河北的土豆甚至要经过山东寿光绕一圈才运到北京，因为只有那里有流通渠道，这种情况势必会推高土豆价格。

“十二五”期间必须要考虑转变农民工的社会身份问题，让他们逐步留在城市，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改变消费结构、消费方式，也必然会刺激物价不断上涨。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和蔬菜不涨价行吗？

只有逐步减少农民，提高土地经营规模，才能抑制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幅度，现在不要再指望第三代农民工回去种地了。这是发展规律。如果说不让农民进城又要求种地收入与进城工作的收入持平，这样算出来的粮食物价将是天价。

公有资产应保障民生

“公有资产的利息和租金的一半就可以一步到位推翻压在老百姓头上的‘四座大山’。”

新京报：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可以做些什么？

刘福垣：我们的物价在涨，美国的物价也在涨，但我们处于成长期，涨得更快。所以每个人都要顺应市场要求，赶紧提高自己的挣钱能力，让自己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另外老百姓还要反映自己的利益所在，向政府诉求自己应该得到的权益。因为我们国家的资产大部分是公有资产，这些资产的利息和租金的一半就可以一步到位推翻压在老百姓头上的“四座大山”，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宅的体制性短缺。现在强制储蓄、商业保险的办法等于变相剥夺了全体公民对公有资产的所有权。物价和工价都是市场机制问题，要靠市场来解决，而推翻这“四座大山”是政府的职能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当前分配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

新京报：你认为该如何解决？

刘福垣：现在很多全民资产都在国有企业里运行，其租、息、利究竟落入什么人手中？广大老百姓是不是享受到了，这还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我们应该使全民资产和政府资产两权分立，用税收形成的政府资产可以由政府企业经营。政府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为纳税人服务的特殊形式。全民资产由谁经营，谁就向全民资产管理机构交息交租，这些利息和租金就是社会保障基金，专款专用。

目前我们有300多万亿的公有资产，如果按2%的利息计算，一年就是6万亿，而真正采取目标补贴、按需分配实际的社会保障可能3万亿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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