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蒋省三 国务院发展研究党组成员

樊刚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主任

主持人：

田春华 本报记者

沙玛建峰 本报记者

主持人：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共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宅基地是中国农民十分重要的一块土地资产。当前，推进我基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意义何在？这项改革究竟该朝怎样的方向推进？如何推进？

蒋省三：土地问题的根源是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问题，因此解决农村问题，头先要解决土地问题。而解决土地问题，又要着重解决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使农民能够以土地权益来分享工业化、产业化的成果，而不是地被拿走、人被排斥。从法理上讲，用益物权是指在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上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必须切实得到保护并不断完善。

《决定》的出台，为推进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推进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决定》提出了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即“产权明晰、用途管制、集约节约、严格管理”。它的意义在于，把产权管理确定为土地管理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将完善宅基地制度和管理列入议事日程，并提出规范性意见，为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权益提出了意见。

眼下，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仍处在探索之中。广大农民要求将自己的住房连同宅基地一起由资产变为资本，即“地随房走，房地不分”。这个呼声是比较强烈的。我认为，宅基地变为农村建设用地后，该建设用地是允许流转的，这是不是为农民宅基地流转留下了制度空间呢？另外，当前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难以避免与开发商联手、利用宅基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的问题。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尽快出台有关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政策和办法，以维护农民宅基地权益。

樊纲：关于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当前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农村非农用地转移和转让问题。我个人认为，耕地转成非农用地还不是当务之急，也不是当前的焦点。当前真正的焦点问题，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将农村那些已经不再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宅基地以及其他农村建设用地，有效转移用作城市发展的问题。如何才能实现呢？我们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地票”。现在，不少城市边缘地区的农民已经进城，但他们的土地不一定马上“进城”。在此情况下，如果他们持有“地票”，并有一个交易的场所，那么这部分农民就可以将土地资产换成城市里的保障、城市里的住房。

如果这样，土地管理部门的主要责任将是监管各地在土地交易中不违反法律和政策规定。至于非农用地具体如何转移到城市，更多地可以交给地方政府去处理。

周其仁：在我国，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建设用地是福利性的，因此不占白不占。而由于宅基地的不可交易性，农民大量进城后，其乡下的房子都闲置着，除了春节回去住上一阵，几乎没有别的用途。可以说，过去这种没有让市场机制起作用的宅基地管理制度，让大量稀缺的土地资源闲置在农村。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是以数量取胜。一方面，城市建筑面积扩张偏快，土地节约利用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农村宅基地不退，农民在城市赚钱后，又在农村建房，进一步扩大了宅基地占用土地面积。城乡建设面积都扩大，耕地就危险了。因此，农村宅基地管理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个改革开发的国家，眼下我国不少地方都在进行着土地改革相关试验。在江苏昆山，一些开发区的地价越来越高，于是周边的农民把村里的集体建设用地盖成标准厂房出租。这样，当地农民利用土地自主投资，实现了收益。在浙江，由县财政出资建设新农村，然后让传统的占地较多的农村向新村集中，大大节约了土地。节省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一部分指标给城市，一部分给农村。在成都，这一工作做得更有规模。当地政府让农民选，既可以到新的村居住，也可以进城居住。农民以宅基地进行投资后，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发展事业，也可以带着一部分土地权益进城找工作。

天津市的华明镇，是城市集中度较高的一个城镇。该镇让农民用宅基地换住宅。不但换住宅，而且还可以换一部分可以供出租用的商铺铺面。该镇这样做的结果，是把原来户均0.8亩的农村建设用地节约为0.2亩，剩下的0.6亩就可以变成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较后可以把效益换成财政垫付的资金。

对其他地方而言，我认为这些探索都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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