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关切问题的演变

——周小川在牛津财经论坛上的午餐讲话

(2010年9月9日)

头先，感谢牛津大学和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这次会议。在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银行关切的演变。过去，银行较关注的就是如何保持低通胀率，主要使用的工具是政策利率。其他的问题，比如维护金融稳定、发展金融市场，以及支付清算系统等，也都是关心的，但关心度的权重相对小一些。危机发生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更关心金融稳定，更关心系统性风险，很多观点在危机前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较近有很多对这一问题的讨论，IMF也有一篇工作论文，专门讲对于若干主要关注议题，危机前的看法和当前的看法，及其间所发生的转变。

总体来说，现在的挑战比以前更多了。过去，银行关注的方面比较集中，目标相对比较简单。这是因为多年来在较为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人们主张银行的目标和任务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有利于与公众进行沟通。与公众沟通得好，意味着银行引导通货膨胀预期越有效；反之，如果目标太复杂，就难以沟通，也加大了实现目标的难度。因此，单一目标成为很多银行的选择。但这基于一些基本的假设，有时还是比较强的假设，其中一个广为讨论的就是“有效市场假设”，而在现实世界中，市场并不像假设得那么有效。当然，过去也有对意外情况的描述，但基本上都将之都列为“小概率事件”，而在危机期间，恰恰是这些小概率事件都撞到一起了。所以，对小概率事件也不能忽视。

不同的阶段银行关注的可能会有所转变，但总体而言，这次危机得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即便是回到平稳的宏观经济条件下，也需要更加保持谨慎，也需要在情况一旦发生变化时，银行所关注的以及使用的工具能够适时切换，从而作出应对。这是危机以来的一个总体认识。

银行关切的演变究竟有哪些呢？我想在大家研究讨论的基础上介绍三点关注。

头先是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也可以说是关于金融体系健康性的问题。过去对金融稳定的看法是，如果市场中的每一个个体，如每一家银行、每一家保险公司，在微观上是健康的，则加总之后宏观上金融体系也是健康的，不会出大问题。但这次危机告诉我们，个体健康的总和不见得就等于整个宏观体系的健康，金融体系的宏观整体还有可能是不健康的。此外，微观健康的标准也是动态改进的。类似于我们做体检，通常用一系列指标来衡量健康，比如胆固醇、血脂、血糖、尿酸等。但实际上有些指标本身可能定得不合适，从而使得一些过去不太了解的、潜在的因素没有得到有效的衡量，掩盖了病态。所以，动态地修改标准、提高标准是必要的。

正因为人们发现，微观个体的健康不等于总体的健康，所以现在就强调了“宏观审慎性管理”的概念和框架。简化地说，宏观审慎性就是从金融系统性稳定的角度出发，在保持微观健康的前提下，还需要考虑宏观总体的系统性稳定和健康性，其是逆周期性的政策。过去的金融系统里面有许多顺周期的因素，即在经济上升周期，人们易变的更乐观以至推动泡沫的产生和系统性风险的积累，所以，现在要引入逆周期的政策框架。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可以引起系统性的风险，比如金融工具(或金融产品)，如大家所知的CDO、CDS等；再如支付清算系统，也可能导致风险，现在开始强调对手方的交易与支付机制(CCP)；还有营运模式，如发起配售模式、过度依赖外部评级等可能都会导致顺周期问题，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总之，较近以来，大家比较集中地把这些因素都纳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的框架。

对于健康性的界定，如果作个比喻，我想健康状态大体可以分为四种。一种是完全健康，没有发现或按现行标准尚未发现有任何毛病。种是亚健康，有一些毛病，但总体而言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需要吃药或者保养，边工作边修理。我把这种修理称为“在线修复”(OnlineRepair)，当出现亚健康状态时，可以一边保持功能运转的同时一边注意修理和调整。第三种是生大病状态，相应地需要“离线修复”(OfflineRepair)，就是无法正常工作，必须回家养病或者住院做手术。对于银行来讲，就是新的信贷业务已经无法继续进行，需要停下来修理资产负债表，也无法为实体经济提供正常的服务了。第四种是重病不治，要关闭破产了，就是要购棺材了；对于金融机构，就是无法运行下去了。

，银行需要关注和研究“在线修复”。针对上述四种健康状态，亚健康状况可能比较普遍，完全健康、重病致死都是少数。对金融机构而言，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边在提供金融服务，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病症，需要整顿、修复。过去，在有关银行职能的研究中，对这类问题关注得不够。人们通常认为，银行参与制定健康性标准，只要有强有力的监管，确保个体金融机构微观上符合标准，那么金融体系整体就是健康的。另一端是银行作为较后贷款人强调危机管理，重视出了危机如何能得到有效的应对。对中间状态，则关心和研究得不够，往往是觉得中间状态可以通过市场作出自我修复，每一个人自己关心自己的健康就可以自我修复，用不着银行做什么事，所以银行的职责里面没有太多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使得人们提出了很多疑问，比如涉及到“大而不能倒”问题；涉及到危机处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涉及到救助及其后的成本分摊问题，也就是要对金融机构征税或者对金融交易征税以覆盖成本的问题。医生总是告诫大家，不要等生了重病才去治疗，日常保养和修复是重要的，这就涉及处于中间状态时的金融稳定职能问题，也就是如何“在线修复”的问题。

从中国的经验看，中国实际上在上一次金融危机、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很大。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如果要把国内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去住院治病的话，经济恐怕恢复不了。因此只能让他们坚持干活，等到危机过后，会多给一些药，系统性地治病。因此，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期的时候，也就是2001年，党、国务院决定筹备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研究下一步如何对金融系统进行修复。应该说，危机期间病情很严重，银行业平均不良资产比例在40%以上。之后，2003年开始对银行业进行改革，予以修复，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较近。

从事后来看，在线修复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相应的问题是，如果银行和财政部对金融系统进行在线修复的话，还涉及到究竟应该开什么药？这还涉及到诊断的问题。同时，还要关心一点：即他的自我修复能力如何？也许病人自我修复能力有限，还需要央行帮忙才能进行治疗或修复。这又涉及到成本及其回收问题，即治疗成本由谁承担、成本能不能回收的问题。可见，在线修复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次危机令我们思考，银行要注意在在线修复中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

第三，银行是否需要给整个金融系统提供一个激励体系。这次危机表明，金融系统并不像政府或者银行所希望的那样，能够自发地做出有利于复苏的反应和调整，而有可能是相反，比如欧美有不少金融机构都在忙着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够，在解决就业等方面支持不力。过去的理论通常强调，银行主要通过基准利率这一政策工具实施货币政策，其目标主要是针对通货膨胀。至于对银行金融体系的导向，银行要不要提供更多的激励机制问题，并不受到重视。银行需要在哪些方面多做一些，哪些方面少做一些，通常被认为有效市场假设决定了会自动实现，用不着银行操心。

但这次危机提出了挑战。比如，一国总储蓄太高了或者太低了，如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太低了，中国的储蓄率又太高了，大家都觉得需要调整，那么银行有没有责任？需不需要银行提供某种激励？又如，放贷的积极性，或者是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积极性，是不是需要适当的政策激励？还是就放任不管而只提供流动性就够了？在这次危急中，欧美有很多抱怨，金融体系在经济恢复期间出力不够。对此，银行有没有措施、能不能够予以政策激励？再如，在危机中，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受到损害，但不同的金融机构自我恢复能力不一，有的可能单靠自己无法有效修复，对此，银行要不要设法有所调节？

通过这次危机，人们可能倾向于需要调节，而且银行也应该多想一些办法，因为政府的财政政策工具可能不足以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如果说需要银行介入并调节的话，就涉及到用什么工具来调节的问题。像过去银行只注重政策利率这一单一变量就不够了，可能要从政策利率单变量转为关注利率向量。

从人民银行角度讲，我觉得我们曾经关注过这一类问题。比如说危机初期的时候，很多国家迅速把利率降到了接近零或零的水平。中国也在调低基准利率，下调了两个百分点。但在考虑要不要再往下调的时候有一个担心，那就是如果利率太低了，除了过去说的流动性陷阱问题，还可能导致商业银行的贷款激励问题，如果存款利率是零或接近于零，商业银行就没有成本压力，贷不贷款没有财务压力。要让商业银行积极发放贷款，还得让商业银行负担一定的存款利息成本为好。否则，零利率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减弱。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商业银行的利差问题。我们认为，2003年以来，中国多数商业银行处于“在线修复”期，修复不良资产率，并亟需补充资本。因此，有必要为商业银行维持一定的利差，从而使之加强自我修复能力，加快健壮起来。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环境、运营环境和法律环境还有较大差距，因此不能总与发达国家比利差，还要与新兴市场国家作比较，而新兴市场国家利差普遍都较大，多数比中国的利差大得多。总之，一种做法是银行不管利差，只出一个政策性基准利率，其他利率让市场自然形成；另一种做法是银行对利差要有适当的管理，从而调节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提供

扫一扫或者搜索微信号：Lcy18876761354

长按识别二维码

免费看房热线（0898-66691855）

QQ号：

远离城市雾霾，带上您最爱的人一起享受海岛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