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贿作为一个底线,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或者认为可能,但觉得很难。刚才我回答了个问题,说它是可能的,难不难?它确实很难,但是不像想象的那么难--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行贿的社会,当然不行贿你会无法生存;但是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既有受贿的风气,也有不受贿的廉洁官员,这样做就不那么难了

　　编者按：

　　6月27日，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出席《南方周末》创刊二十五年活动。主办方对王石提出，从“企业教父”、“探险家”、“不行贿者”这三个词中选一个作为时代标杆特征的要求，王石选了“不行贿者”。他认为，现在不行贿成过街老鼠，行贿反而成英雄。以下为王石讲话全文：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南方周末》邀请我来,给了我三个标签选择,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登山家,一个是不行贿。我就从不行贿说起。

　　简单来讲,不行贿是我到深圳之后的做事原则。我是这样,企业也是这样。

　　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个人不行贿,但是你的公司就没有行贿的行为吗?我想一个公司,如果从制度上确定一件事不能做,那财务上就无法支出。作为万科来讲,它是制度上不允许行贿,尽管到现在很多人不相信,但是还没有揭发一个案例说万科在行贿。

　　不行贿作为一个底线,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或者认为可能,但觉得很难。刚才我回答了个问题,说它是可能的,难不难?它确实很难,但是不像想象的那么难———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行贿的社会,当然不行贿你会无法生存;但是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既有受贿的风气,也有不受贿的廉洁官员,这样做就不那么难了。

　　大家更多把我和登山联系在一起,我觉得登山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之所以成为企业家,那是职业上的选择,从某种角度上是一种被动,正因为你事业成功了,生活上就可以做愿意做的事情,可以冒险。

　　我的身份别人看来是知名企业家,跟登珠峰就不大有联系了,就会得出很多猜测———说这家伙是靠登山出名,他怎么可能登上珠峰,一定被人抬上去!

　　这种猜测我不多解释。我想说的是,头先登山是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即使做企业很成功了,它并不是我非常喜欢做的。我也想搞艺术,但是我这方面没什么才华。头先对自身的满足,这非常重要,再一个是对自然的热爱,这样我就去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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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我这两个头衔,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非常清楚,登山家和企业家选择哪个?我选择企业家,因为那是我的立足之本,谋生就靠那个,登山家是业余爱好。如果说我能靠登山赚钱,当然选登山家。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次《南方周末》让我选,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符号,你选择哪一个?我选择不行贿。为什么呢?你觉得可以做的事情、较起码的事情,反而成为你的标志符号,不行贿是一个标志,我觉得很荒诞,是《南方周末》荒诞,王石荒诞,还是这个社会荒诞?

　　我们来看看是谁的荒诞。

　　八年前,去云南参加一个企业家论坛。我上去发言,讲到万科的不行贿,有一位嘉宾,也是国内比较出名的企业家,他上来的大意就是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是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就行贿。下面是三百多位企业家热烈的掌声。

　　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是掌声雷动。我坐在台上多少有点尴尬。

　　这给我刺激非常大,现在不行贿成了过街的老鼠,行贿反而成了英雄了。

　　个例子,在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一年一次和学生讲企业伦理道德。次讲课的时候,当我讲到万科不行贿的时候,讲师说王石先生你停一下,请北大的学生,人数大概是二百多人,说相信王石先生不行贿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不超过1/3,我相信有的人还是给我面子。

　　这种情况持续了八年,我去年经历了万科的“捐款门”,我的信用、社会形象遭到了挑战,再一次到光华管理学院讲课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这位讲师现在是教授了,把我多年前次讲的录像放出来了,再问,下面请相信王石先生不行贿的举手,这一次举手超过一半,还不是全部。

　　这个主题,我不仅仅在大陆讲演,也在新加坡、香港、台湾讲演。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显然他们非常佩服,相信我不行贿。

　　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不在于社会风气怎么样,不在于行贿不行贿,而在于社会的价值标准———就是行贿是肯定的,不行贿是否定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而且突然发现,万科成立25周年,《南方周末》也成立25周年的时候,选择我的符号是不行贿。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荒诞。

　　从艺术理解力来讲,我始终还是停留在印象派的水平,到毕加索的画我就看不懂了,这和我公里候所受的教育有关系。现代主义哲学,我也看不懂。但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我今天理解了,什么叫存在主义?就是它的偶然性和荒诞性。

　　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讲到文明复兴,从我经历1950年代、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到现在GDP挂帅,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改变这种现状,将非常糟糕。

　　较后,我也很想就江平教授的法治天下,来谈谈我的感受。

　　万科曾经就两个案子打官司,中院我们赢了,对方上诉到高院,我们又输了,较后不得不到较高法院要求终止执行,我们和较高法院没有任何关系,较后还我们公正。所以要讲公平,法治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中国既然面临偶然性和荒诞性,实际上我们要走向法治社会,可以说很难,也可以说不难。比如说我们谈到农民问题,多少年的农业税,说取消,一个文件就取消了。现在我们既然谈到平等,社会上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生存的平等,我觉得是不够的。要做到平等,较起码在就业、受教育等方面,尽量取消二元化社会。农民进城,他们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险能和我们城市人一样,我觉得中国的未来复兴就非常有希望。谢谢各位!

　　（本文转自王石博客）

　　(本文来源：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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