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南方周末》创刊25祝活动上，万科董事长王石在主办方提供的几个标签中，为自己选择了“不行贿”。在随后的发言中，王石透露了万科“不行贿”的底线，及其受到的广泛质疑：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他与一位嘉宾先后发言，“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我坐在台上多少有点尴尬。”

　　王石的尴尬不是次。去年楼市迷茫时提出“拐点论”，去年震后建议“捐款10元”，乃至当年万科上市不久时爆发的“君安-万科”之战，这位企业家好像总是与他所处的行业和环境若即若离。

　　8月19日，王石在新京报主办的“学习嘉年华”开幕式暨五五总裁讲坛特别专场上发表演讲，题为《假定善意———王石与你一起探讨企业价值》。会后，本报记者少有专访王石，请他亲自讲述他尴尬背后的故事。

　　【谈“不行贿”】

　　我先假定人是善良的

　　新京报：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假定善意”，但一般来说企业给人的印象头先是逐利，这跟你说的“假定善意”是否矛盾？

　　王石：“假定善意”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提的一个说法。我选择“不行贿”标签，的确因为它是做人的底线，也是做企业的底线；但我到大学里，到社会上与大家进行分享，没想到那么多人不相信。大家相信什么？头先假定政府官员是腐败的，政府官员一定是要受贿的，企业不行贿就做不下去；这是头先假定对方是恶人。但是从我的角度看，在我跟他交流之前，我先假定人是善良的，假定善意，这是前提。

　　新京报：你是从道德的层面来假定的？

　　王石：当然。

　　新京报：但现在人们好像更多的在强调制度的作用。

　　王石：制度是用来抑制恶的，这跟我说的假定善意不矛盾。人人都有善恶，有天使也有魔鬼。我不认为自己就是善人，我身上也有恶。我们用制度来抑制恶，但要跟人打交道，还是要跟善的一面打交道，头先还是要假定他是善意的。我们总不能刻意去跟他恶的一面打交道吧。

　　新京报：现在万科已经发展到全国，可以做一系列慈善性的和善意的活动，有底气说不作恶。你刚才也说到，你不认为自己是善人。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刚起步，迫于生存而做一点恶呢？万科成立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今天让你感到后悔的事情？

　　王石：我没有，这是我的底线，做人的尊严。现在对我不行贿的质疑主要有两点，一个是你不行贿，但是你万科行不行贿？你现在不行贿，过去有没有行贿？我告诉你，我所指的就是万科，我不行贿就是万科不会行贿，这是制度上的设计。我现在不行贿，我过去也完全不行贿。

　　并不是说，我这个人生来就没有恶意的倾向。我在《道路与梦想》里说过，刚起家的时候，我需要两个计划的车皮，主管的货运主任我了他两条烟，他没有要，计划车皮还是给我了。实际上货运主任给我显示了善意，正因为这种善才让我假定人就是善意的，也给了我对人心向善的信心。

　　你刚才说创业的时候能不能做到不行贿，就我个人的体会是能够做到的。是很难，但是不是像想象的那么难。总结下来，你坚持向别人展示善，别人向你展示的也是善。这就是动力。

   【谈“捐款门”】

　　我没有错，道歉是妥协

　　新京报：我发现无论是写书还是演讲，包括你刚才这些话，都具有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跟竞争激烈的房地产行业没有矛盾吗？

　　王石：你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我是实用主义者。我的工作不是著书立传，我们是在搞企业，搞企业头先是实践家，实践不下去就要被淘汰掉。

　　下围棋你说是理想主义还是实用主义？靠理想主义赢不了对方，但有的人在看这一步吃了对方几个子，有的人在看十步之后，二十步之后。我只是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而已，不只看现在。现在我要存在下去，未来我也要存在下去；而未来当然有两种假定，一种假定未来是恶的，另一种假定未来是善的，我对未来的假定是善的。比如说讲制度，讲透明，讲不寻租，讲市场公平竞争，这是你对未来的一种假定。还有一种竞争就是寻租、腐化、堕落，这个公司越来越糟糕。

　　当然如果说我这种假定就是一种理想主义，这个我同意，我头先是假定往好的一面发展，我往好的地方做。但我现在做得不错，行业中一直证明，各方面都是不错的，怎么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呢？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且很成功。

　　新京报：实用主义者有时会为了利益，暂时牺牲一下理想，做一些妥协。你有过吗？

　　王石：我当然有妥协，但是我有底线。社会的本身就是妥协，理想主义和妥协不矛盾。刚才说的不行贿，就是我的底线，如果我不行贿，我经营的企业生存不下去我宁肯关门，我宁肯出国当二等公民，因为这和你的人格和尊严有关系。创业的初期，一些人被迫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并不等于他的人格不高；但是我要说的是，往往这种被迫较后成为一种自愿，成为一种情不自禁；这种被迫发生后，再想成为理想主义者很难。

　　新京报：“捐款门”之后你的道歉可不可以理解为妥协？

　　王石：应该是。道歉的前同样一家媒体问我，你准不准备向网民道歉？我认为自己没有错。

　　新京报：这个道歉你觉得不违反原则？有人解读这个道歉是较成功的危机公关，你同意吗？

　　王石：不违反原则。因为道歉其实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事情。当然和危机公关有关系，成功不成功，让别人去判断。在那种情况下媒体对我表示出善意，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我减轻压力。

   【谈市场运营】

　　某些方面我会一直不“成熟”

　　新京报：说到危机公关，现在万科刚刚接手了上海倒塌的楼房，如果万科自己的产品出现这样严重的事故，怎么进行危机公关？

　　王石：按照万科的策略，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不存在危机公关，万科就完蛋了，向大家谢罪吧。

　　新京报：听上去很刚烈。

　　王石：我的性格属于比较刚烈的，我宁可事业无成，宁可出国当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委曲求全，不愿意为了财富失去人格，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举个例子，有次为了一项业务，某位专业出面干涉，是进口商安排的。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是这样的安排，当时站起来扭头就走，拂袖而去。当然现在不会了，不让别人难堪，现在我是知道了。

　　新京报：当时你有多大？

　　王石：那时候四十二三岁。

　　新京报：已过不惑之年还在饭桌上拂袖而去，有没有人说你表现得很不成熟？

　　王石：我去年都觉得自己很不成熟，觉得自己很青涩。但有人叫我老狐狸，我很高兴。我有没有狡猾的一面？当然有，但我觉得不值。什么叫聪明？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聪明。我可以很狡猾，但是何必那么狡猾？

　　新京报：就是说你可以很青涩？

　　王石：不是吧。我是说我某些方面会一直不成熟，这就是我青涩的一面。处理人际关系上，有时候把人得罪了浑然不知，我就是有不成熟的一面。这方面也没有兴趣改，从某种角度来讲，改不是不可以改，但是会改得面目全非。人总会有长有短，不可能总是长的，如果都是长处，一定短命。

　　新京报：你说你不成熟得罪人，有没有影响过万科的发展？

　　王石：当然有。我们当年开发的一个楼，外立面颜色是绿色渐变的，人家叫“竹笋楼”“苞米楼”，那就是当年得罪一位专业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例子是倒过来的，人家给万科的好处我不要。较典型的是我们在成都拿一块地，签约的时候，我说根据成本核算，你们给我们的价格，成本打不下来。我提议，每亩地加五万块钱。我们老总马上拽我，人家要给你折让，你怎么还要加价。

　　对方也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就讲根据万科拿大地块的经验，便宜地块往往我们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你是从农民那拿来的，你们很便宜的压榨农民。我们一个楼盘的墙老倒，我问为什么这样，他们说当地农民推的，我说当地政府不管吗？人家说就是对着当地政府去的，当地给农民补得少，农民觉得吃亏了。

　　后来我就知道，便宜的东西后面是有陷阱的，并不是说我表示我高尚，我加的钱你们给农民，这样我的围墙不会倒。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例。

   【谈旅游探险】

　　已不再单纯是我的个人行为

　　新京报：关于万科的发展，我看了下你的三本书，《道路与梦想》、《让灵魂跟上脚步》、《徘徊的灵魂》，书名上就给人一种逐渐内敛、收缩的感觉。作为一个大企业的领军人物，你在自省、在慢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对企业士气有影响？

　　王石：应该不会。“慢下来”，是因为我们不仅要看到未来，看到更远的地方，也要回顾过去，要看得更清楚。无论是个人历程，还是企业轨迹，都要有这一步。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竟然没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一个去过的。除了个体的原因，可能也和我们民族整体意识的忽略有关。

　　在万科，说起持续高速增长，个个头头是道；但有几个记得海神广场？当年它几乎葬了整个公司。写一本激情四射的书，说说理想、成功、韧性，再加几个小失败做点缀，这很主流。但我们更需要“慢下来”；不能看清楚过去，也将看不清往何处去。

　　新京报：我看了你新书的目录，主要是游记、旅游或者探险活动，跟你目前的企业经营有没有结合？

　　王石：应该说探险行为基本上和企业分开。尽管从社会关注度来讲，联系是很密切的，但是作为我个人把它们分得很清楚。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用我探险的名义宣传公司的产品。但是我替其他很多公司做过广告。他们找我，除了因为成功企业家这个因素，也是赞赏我的探险精神。

　　为什么不把我的探险精神注入到万科的品牌里？探险是我个人的爱好，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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