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不同于春节、端午节的文化，还有韩国人在争。这也是从我们儿童时期开始就成为教科书中的重中之重，一直教育和激励着我们做人和做事。但今天的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的观念残余以及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下，似乎忘记了中国曾有过大禹治水的杰出案例。 　　“大禹治水”的核心不是三过家门而不如，其核心是面对大自然的汹涌不是堵而是疏的因势利导。但纵观中国的经济政策，除小平同志的改革之外其余仍然是只堵不疏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法不禁则行”本是立法的基础，但中国却是以法许则许、法不许则禁的一种立法原则，故立法永远跟不上市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大量的政府工作精力和税收都花在了审批、登记、注册、发证之中，剩余的则用在了四处围剿、堵截那些未经审批、登记、注册、发证的环节，遏制与抑制的文件、整治与打击的文件远远多于鼓励与开放的文件，因此中国在缺少了胡思乱想、白日做梦的环境中也自然就缺少了创新的意识与观念。 　　小平同志的成功正在于没有法的也可以试试，放开了一切的约束，允许胡思乱想的闯，不是禁而是疏的方式才让中国打破曾经有过的各种法禁，让中国利用各种方式的开放从贫穷落后走向了繁荣，也证明了不是中国人无能，而是政策的滞后让中国人的才能无法充分发挥和光大。 　　中国在“大禹治水”之后又有一个类似的天才案例，李冰在大禹疏而非堵的治水经验中找到了较好的办法，建立了世界上较伟大的无坝水利工程——都江堰，这个几千年仍在造福于中国人民与社会的丰碑。 　　从古到今被世人所称赞的这些案例却始终没有给中国的执政者们以安慰，他们仍在以人定胜天的豪情试图用堵的方式战胜市场与大自然。 　　至今更多看到的是三峡大坝这类拦河巨物和这也行不通、那些行不通的限制性文件，红灯多了，自然就会有人开出各种躲避和绕行之路。这种博弈的结果也必然导致了市场的混乱而非秩序的稳定。中国更需要的不是硬将皮球按入水下，而是疏导型的激励机制。开辟各种促进投资与生产的督导，让民众有更多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机会，将皮球中充满了的气放出来，而非生存于日益高涨的消费欲望与被政策压抑的夹缝之中，与政府博弈。就像尿憋久了会生病，如果没有更多的公共厕所人们不得已就会随地大小便。重要的不是如何用堵住不让人们随地大小便的办法建立“文明社会”，而是用更方便人们生活与卫生的办法解决实际困难，这样就自然不会有人不讲文明了。 　　中国出现了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不从土地供给增量上解决，在土地价格暴涨中想按住房价是按不住的。中国出现了部分开发商捂盘的现象，增加了住房与供给量捂盘还捂得住吗？中国出现了囤地的现象，地多了囤也囤不住。银监会较近又要对囤地的开发商限制信贷，结果只能是减少供给量、等于给捂盘和正在供给的楼盘发补贴，创造提高价格的机会。为什么不是增加信贷以加大开发量呢？无非是给以信贷时增加一些违约的条件，如限制开发建设的时间与周期，并将囤地、捂盘都列入违约的条件等。囤地、捂盘都可能对信贷资金产生危险，加入违约中管理也是合情合理与合法的。但是限制则一定会减少市场的供给，加大供求之间的矛盾。 　　如对土地招标的管理，政府为限制高地价，用限制的方法加大土地投标的保证金、付款的时间等，但除了加大土地的成本在提高房价中向消费者转移之外，并不会给拿高价地的企业造成任何限制。香港用银行资信证明、保函、担保等方式没动一分钱现金的保证金，一样可以解决违约与处罚问题，并且不会过多的加大土地的成本。 　　如土地招标时，先审查开发企业（含母公司与关联公司）已拥有土地储备情况，对一些有捂盘或囤地行为、购地的违约行为的企业用资格审查的方式加以限制。如原有的开发资质评级中，为什么不将囤地、捂盘或其他违规违法的行为等列入审查项，用警告、罚款、降级等方式管理？如有了限制性条件的同时，为什么不可以增加一些鼓励与支持的措施，如对没有发生违约或捂盘、囤地的企业在招投标中加分，这种信誉等级也许比五亿、十亿的价格还值钱。 　　有堵有疏、以疏为主的管理方式远比只有四处围堵的办法要好得多，都江堰的无坝工程证明了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变害为宝的优越性。大禹治水更让世代中国人找到了解决困难的办法。为什么就不能打破计划经济的顽固堡垒，为什么打不破处处限制围剿的堵截政策呢？ 　　满足民众的住房需求是一项国策，不能为短期政策的不合理而牺牲社会的长远利益，更不能为短期目标而调整政策让长期目标受伤害。短期的抑制政策只会让尿憋得会生病。总不能政策旨在不让随地大小便，又不建公共厕所而只能尿在裤子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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