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个事件的后面，似乎折射出两个核心问题：头先，政府如何才能真正识别穷人。在这方面，我们既不能把“宝”完全压在社会成员的“自觉”上，也很难建立起一套事无巨细的识别认证体系，这样成本也可能太高。但识别穷人无疑成为确定谁应该享有保障性住房的先决条件。其次，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属性：是只有使用权的廉租房，还是可以低价购购的产权房？如果是前者，大可不必兴师动众，因为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无非是租金比较低，即使一个人弄虚作假所获得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对一些真正有钱的人来说，一般不会冒如此大的声誉风险，追逐那点蝇头小利。而对于真正的低收入群体来说，这只是在一定时期内解决他们困难的“生计之宝”，经过若干年奋斗，也许连他自己也不愿意再住了。因为他很清楚，这不是他的。

问题在于，如果弄虚作假可以获取一套差价很高的经济适用房什么的，像北京经济适用房几千元一平米，市场价几万元一平米，敢于冒风险的人也许就会大大增加。前几天，有关机构通过调查，发现北京市民的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到70%以上，拥有多套住房的市民超过20%，这中间有多少人是通过各种手段“套”来的经济适用房，我断然地想也许不在少数。

这一现象，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政府在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方面究竟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一点，也正是这几年社会各界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之一。比如茅于轼先生好像就完全否定保障性住房的合理性，认为住房问题就要靠市场来解决。在这些争议中，不管是指责开发商还是政府，也不管是抱怨房价上涨过快，还是认为中国经济事实上已被房地产绑架，但有一点，则是需要政府深刻反思的：即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除了必须的棚户区改造类之外，应该主体是廉租房，还是包含经济适用房？在笔者看来，政府似乎不应该在棚户区改造之外再搞什么经济适用房，而是应该集中发展廉租房。因为经济适用房这种半行政化、半市场化的属性，不但难以收到政府预想的效果，也可能会带来更多问题和麻烦。

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究竟谁符合购购经济适用房的资格和条件的确定，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总不能以看谁家养不养狗、有没有空调、用不用手机作为衡量的依据吧。同时，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收入、工作都是动态的的，这几年这些人的家庭差些，过几年也许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而经济适用房则是一次性受益，等到这些家庭有钱后，也会成为公众非议的对象。另外，这种半行政化、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很大空间，甚至会出现“双向腐败”：对政府官员来说，可以借助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分配，暗地里权钱交易；对一些社会成员来说，为了购到一套经济适用房，获得巨大差价，不惜弄虚作假，毒化社会风气。由此看来，我们的政府要提供保障性住房，为穷人办好事，还真的要好好琢磨琢磨，找好自己的定位，要把好事办好，不要把好事办砸！

　作者：汪玉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协决策咨询专家库专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等多所高校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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