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小家和大家之分。小家，是你我的小家，大家，是你我的城市。 
　　建筑，也分大建筑和小建筑。大建筑是建筑设计，小建筑就是室内装修。

      小家，已呈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人们对家装的要求唯恐落入俗套，个个要求设计“个性化”。但对于我们生活的城市，这个大家的家，我们却无奈发现，是如此的同质化中，以至于发出“迷失石屎森林”的悲呼。

      话题要重回到工业革命时期，由于人口急剧膨胀，将建筑快速推进一个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为了满足人类基本居住需求，投资商、建筑设计们不遗余力，大量制造功能型建筑产品，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简单、刻板、单一形式，长期对建筑界产生垄断的国际主义，成为建筑界及设计界的主流态势。

      在王受之所著《纵情现代》中，他提到：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主义风格垄断建筑、产品和平面设计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世界的建筑日趋相同，地方特色、民族特色逐渐消退，建筑和城市面貌越来越单调、刻板，加上柯布西耶的精野主义在马谢·布鲁尔、路易·康的推动下，迅速改变公共建筑特别是学校建筑的面貌，往日的具有人情味的建筑行式逐步为缺乏人情味、非个性的的国际主义建筑取代。

      中国也不例外。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对建筑早已失去了感觉。到处都是那些火柴盒式的楼房，那些耀武扬威的写字楼，俗不可耐的花园别墅；甚至在农村，除某些偏僻小村保留着“明清古村落”外，到处都是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化小城镇”了。建筑本来就在艺术的边缘，即使这点艺术也被技术和功能所掩盖。那种丁香般的乡愁，已经被同质化的城市泛化了。

      对于这种趋势，开始出现了反对的呼声，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青年建筑家来改造国际主义面貌。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建筑从功能性空间产品的枷锁中挣脱出来，进入一个多元化空间。尽管这类作品还不是主流，但是给我们的建筑界提供了某种榜样的作用。让许多躲蔽在功能主义树阴下，并分享着功能主义带给他们各种利益的设计师们羞愧。

      这些建筑刚一出世，就遭到非议和攻击，但直至今日这些建筑已经成为城市的，成为建筑史上的不朽。

      如贝聿铭设计的巴黎卢浮宫前的“水晶金字塔”，约恩·伍重设计的悉尼歌剧院以及“酷似炼油厂”的蓬皮杜艺术和文化……。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感受到观念和形式是如此先锋。建筑师开始利用先锋艺术的各种观念和形式，介入到建筑的设计中。建筑空间可以成为一个具大的装置艺术，装置艺术可以成为一个建筑作品。装置艺术和建筑共同在“空间”的名义下实现转换和合并。

      建筑一旦成为大型装置艺术，就可以重新装置城市，将城市的文化特性发挥到有效，让城市不再是石屎森林的躯壳，而是有灵魂、有思想的生命体，并让建筑真正回到文化的层面上。

      建筑室内空间一旦成为装置艺术，必然可以装置人类的心理空间。将人类心理空间和物化的空间更直接地融合在一起，打破日常建筑材料堆积出来的常态空间。如设计师戴尔·契胡利，将一座千年古堡，通过装置艺术，用绚丽多姿的玻璃材质来和厚重的石墟对话，将古典和现代融合，颓废的古堡形象，一跃成为一个异想天开的童话世界。

      本版综合国际建筑界方兴未艾的装置化现象，通过“新装置主义”的观念凸显出来。建筑空间的“新装置主义”并非一种具体的形式或者风格，它是一种新思想，是用文化艺术创造建筑空间的新思想。或许很多人并未能明确感受什么是建筑的“新装置主义”。当我们面对“新装置主义”建筑作品时，可以较为直接地感受“新装置主义”的某些特征：

      设计师通常寻求建筑文化的共性，然后通过某些文化共性，运用各式各样的技术、艺术、材料、物体，将常态的空间、常态的审美、常态的功能，“异化”形成一个新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空间、审美都是“异样”的，然而“异样”可以通过文化的共性来平衡了。

      在“新装置主义”作品中，文化共性是至关重要的。文化是流淌在作品中的血液，用文化来尊重空间、尊重城市、尊重生存环境是“新装置主义”的主要观念。本版策划了建筑空间的“新装置主义”的专题，将国际以及国内运用新装置艺术的形式和观念形成的作品，呈现给设计界和读者，让我们一齐为敢于梦想的设计师而鼓掌欢呼，期待广州能够诞生出让历史铭记的作品，也期待广州会成为“设计师的天堂”！

      国内的“新装置主义”建筑

      对于当下以简单复制的方式进行的城市建设，艾未未曾这样批评：“在中国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有很多城市正在形成，但是很不幸，很多城市却是基本上利用同一张图纸，用同一种方式来设计，无论这个城市有什么文化、历史的积淀，在现有的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中是体现不出来的。我们根本不需要一个一个城市去旅行，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今天的建设正在摧毁着所有城市的个性。”

      从20世纪九90年代中后期以来，像艾未未、张永知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极少部分建筑师、少数从事前卫艺术的艺术家以及极少的地产开发商开始了建筑的新实验。这种实验是艰难的，因为理想，这批人始终在坚持着，从美国回来的建筑师张永和从较小书屋开始入手，前卫艺术家艾未未则从自己的家开始，行为艺术家舒勇则从边缘小镇的小楼盘会所开始，吕澎策划的“贺兰山房”则从西北戈壁滩方开始……

      在这些“实验建筑”实践中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特性，就是这些实践基本上都是围绕前卫艺术的“装置主义”展开的。有趣的是，建筑师张永和不断的以建筑师的名义用“装置艺术”参加国内外的现代艺术展览；前卫艺术家艾未未则直接的将装置艺术装置到了潘石屹的现代城里。发展商张宝全策划了一座装置建筑，用苹果打造了一座可以吃掉的房子；广州的舒勇更是创造了“美生活馆”及“装置1号”等装置主义观念建筑。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逐渐清晰地看到“建筑的新装置主义”运动正在悄悄地展开，而且来势不弱。王明贤教授告诉记者，就像奥运“鸟巢”，电视台的新址建筑设计引起我们关注一样，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它的出现会引起不同人群的不同情绪，会有人兴奋，有人怀疑。公众会对某些新鲜事物有一个适应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长是短，人也说不好，但是无论如何，它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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