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住房市场定位有误。当前住房市场上投资型与消费型之间的分界越来越模糊。为什么中国的住房市场面临的矛盾与问题这样多？这主要是由住房属性的多样性及住房市场的性质决定的。与其他商品不同，住房是兼具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的一种商品。当住房作为消费品时，以消费为主的住房市场上房屋的供给与有效需求是决定市场价格的基础；而当住房成为投资品时，作为财富持有形式的住房投资需求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财富数量、住房投资相对于其他资产的报酬和投资住房的实际报酬。住房的投资需求对于货币、资本、土地等市场的变化非常敏感，一旦住房成为投资品，那么投资品的价格就不遵循一般商品的供求规律，投资品市场没有均衡点，不存在均衡价格，只要有现实的货币流和潜在的收益预期，投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价格也就越涨越高。当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投资性需求成为住房市场主引擎时，住房市场的定位就被扭曲了。因此，仅从纯粹的市场角度而不从公共性角度来解读是无法解开住房市场的问题之谜的。

　　二是住房公共政策缺失。中国住房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然而住房公共政策的发展却远远滞后，相应的土地政策、财税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都没有明确的划分与定位。我们认为，针对一个庞大产业，应该科学合理地构建完善的政策体系，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应急式的短期急风暴雨的政策。

　　三是住房市场供给模式单一。中国住房市场泡沫化的深层次矛盾还在于供给模式的单一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失衡。住房需求是多层次的，高收入的 性住房、中等收入的改善性住房以及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都有各自的需求定位，因此，住房供给体系更应该是多元化多层次的。住房是一个异质产品，其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的竞争性市场，完全依赖市场是不能达到帕累托较优状态的。政府干预住房市场是绝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基本做法，比如以英国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型”住房保障模式，主要倡导公民普遍地享受住房福利，国家有保障公民住房福利的职责；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储蓄保险型”住房保障模式，它以政府强制储蓄，建立以公积金为核心的住房保障体系。因此，当前中国住房制度和供给体系应进行彻底改革，将投资性需求和 性住房交由市场，而对真正出于消费性和自主性住房需求的部分交由政府，并根据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对土地供应和金融支持做出合理安排。

　　政府提供的住房供给体系包括以中低收入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以中产和夹心层为主的公共住房供给体系。当前，国家的着力点还在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的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方面，还属于产权基础上的住房保障体系。欧美国家的住房保障是多层次的，基本上实现了广覆盖，不存在像国内这样明显的“夹心层”。当今许多发达国家都在探索构建多样化的租赁房供应体系，以租赁为主的公共住房制度早就在国家住房保障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新加坡的“组屋”、日本的“公营住宅”、香港地区的“公屋”、英国的“社会房”等都是如此。公共住房完全由政府进行主导，由政府投资建设，由政府部门运营管理，并以低廉的价格进行租赁或销售。同时货币化补贴也是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比如德国政府根据家庭人口、收入及房租支出情况给予居民以适当补贴，保证每个家庭都能够有足够的住房支付能力，有86%的德国人都可以享有不同额度的购房补贴和租金补贴。

　　高房价问题不仅是住房市场本身的扭曲，也是影响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问题。现在是转变中国住房市场发展思路的时候了。如果不给住房市场正本清源，不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各自责任，不改变住房市场的单一供给模式，不对住房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中国住房市场泡沫化仍难以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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