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罕有什么词汇能够像“城镇化”这样，凝聚起如此多利益相关方关注的目光，并密集牵动着人们的神经了。

    2013年8月初，一场名为“中小城市发展：新动力、新机遇”的城市发展论坛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的滑雪胜地崇礼举行。全国各地有数十位城市政府负责人参加，地方政府对于给予中小城市更多财权、增加土地指标呼声的热情，正与举办地崇礼炎炎夏季24摄氏度的低温构成反比。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党组成员陈明捷“中小城市有土地、没指标，形成了地方刚性发展的瓶颈”一番话，得到了贵州省龙里县县长罗俊更多对大城市垄断资源不满的回应。

    2013年8月中旬，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法治记者陈宝成，因征地拆迁冲突，被山东平度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的理由刑事拘留。这位“80后”的记者用汽油瓶对抗推土机，牵引了众多目光。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在内的法学界人士组成的律师顾问团力挺陈宝成，再度引发了关于地方政府和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在农村土地产权利益分配方面的巨大争议。而这一事件，不过是较近几年各类农地拆迁博弈中较近的一例。

    2013年8月下旬，在历经将近半年的征集意见及修改后，被视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总纲的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已经接近“完稿”。按照国家发改委设定的工作程序，在完成相关14个部委的会签之后，将报请国务院讨论批准，并较终上报政治局审议。但在部委会签中，这份事关未来十年经济发展动力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将会以何种形式定调，目前尚不明确。

    上述种种也意味着，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已然成为下一个十年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于被拆迁的农民来说，农地征收的成本与收益，关乎农民能否分享到改革红利的果实；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关乎是否能够通过户籍制度等配套改革，实现真正融入城市和成为城市的居民；对于学者来说，如何平衡法律与现实，并寻找到制度的公平与正义，都胶着在“城镇化”一词上。而在现实的演化中，这一切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各方彼此的让渡和妥协，按照市场和现实演进的逻辑，做出必要的制度修正和产权让渡。

    记者获悉，虽然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已经接近完稿，但由于相关利益各方在户籍制度等方面争议的存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总体发展思路后，此一规划较终定稿的可能性较大。

    政府的逻辑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2013年1月15日，国务院总理 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所说的这番话，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核心。而这一核心的确定，与过去十多年以地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为发展主导模式的失序状态有关。

    政府现有的土地开发模式，显然弊端重重。

    3月30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表示，中国土地的城镇化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较近20年来尤为明显。

    胡存智给出的数据是，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了90%，但是人口仅仅增长了52%、53%，土地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1.71倍。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情况仍然如此，城市土地的城镇化扩张了83.41%，人的城镇化仅仅增长了45%。

    由此测算，2000年以来的十多年时间，中国的土地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的1.85倍，而国际公认的标准是1.12倍。

    扭转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的弊端，出路只有两个：一是需要控制城镇用地速度的过快扩张，二是加速进行人口的城镇化，使更多城市发挥人口集聚作用，并成为城镇化持续吸引投资，增加消费的动力。

    这两者对于各级政府来说，皆非易事。

    在现行财政分税制度和土地制度下，土地出让金收入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地价上升，则意味着政府出让土地收益的猛增。2013年7月2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中粮地产以23.6亿元、配建公租房3.3万平方米的条件竞得该区域的HIJ地块，楼面单价超过4.4万元/平方米，即每平方厘米4元多，成为北京楼面单价较高的地块，可谓“”。

    空头基金尼克斯掌柜詹姆斯·查诺斯日前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称，中国当下的房地产热，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非常相像，巨大的房产泡沫规模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在未来产生巨大隐患。

    据查诺斯测算，从建设成本来看，中国房产市场的价值已升至GDP的300%-400%，而1989年日本的这一比例为375%。

    急剧升高的地价将进一步推高房价，并累积更多的风险。但在新一轮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继续依赖现有的卖地模式很难改变。这就带来了对城市政府职能的疑问，政府的主要服务目标，究竟是赚钱，还是提供制度规则和公共用品服务？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主任李铁给出的解救之道，似乎可以将继续赚钱、实现制度公平和提供均等化服务三者的利好统一起来。

    李铁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们国家所有的有关城镇化约束性的政策，都是中国独有的。在改革过程中，解铃还需系铃人。政府应主动地去把制约城镇化发展的障碍，如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行政等级化的管理体制，包括融资问题等等拔掉，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当政府把‘套’解了，限制因素取消了，市场作用就会自动地发挥出来了。”

    在李铁的描述中，头先，如果能够将大城市现在享有的更多财权、土地利用指标和城市发展条件下放给中小城市，那么，中小城市过去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的发展机会，本身就可以形成新的发展动力。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6月听取国家发改委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城镇化发展的报告，关于城镇化发展的路径，认识不完全一致。”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在崇礼的城市发展论坛上说。他反问，“行政管理体制不更新，中小城市没有发展空间。大城市的极化效应还在集聚，但大城市不吐血，小城市能发展吗？”

    但这种给中小地方城市更多地权和财权的主张，频频遭到各方的质疑。主要原因除了如果全国性开发导致中西部生态资源破坏，导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所言的“洗脚水原来在东部的下游，现在倒浇到头上来”的生态灾难之外，地方债务累积的风险也成为考量因素之一。在崇礼参加城市发展论坛的中国建设银行投行部总经理黄曦，较担心的问题就是地方债务这一项。

    事实是，地方政府城镇化开发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这种热情与上级政府垄断资源的现实相激，难免会让下级政府牢骚满腹，甚至不惜违规。

    国务院发展研究副主任韩俊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论坛上表示，“现在几乎所有的城市所有的省份，城市化过程当中，土地供求都非常紧张”，“城镇化需要土地，基础设施、工业都需要土地，但用地指标如此紧张，导致矛盾很大”。

    韩俊称，到去年11月底，全国新增建设用地面积821万亩，占用耕地接近500万亩，其中，基础设施占地360万-370万亩，工矿用地260万地，商业用地210万亩，也就是说，基础设施占地成为用地大户。

    “去年我国某大省建设用地供地面积1.5万公顷，需求是4.5万公顷。而江苏省和浙江省在上世纪90年代工业化较快的时期，一年占地只有2万公顷。”韩俊说。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党组成员、现代产业基地总指挥陈明捷在参加崇礼的城市发展论坛时则抱怨说，政府应当把整个税收的分成比例做出向下级政府的让渡，并尽快明确下来，使得地方政府减少一点卖地的冲动。“有一个南方电网的项目在我们区里面，我们给了100亩地给它，后来凡是省属的企业税收全部归省一级政府，那我们地方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贵州省龙里县县长罗俊，因为“求发展”而成为被国土资源部处分了三次的“专业户”。中铁建要在龙里建一个综合性的生态城，爆发性的土地需求与紧张的土地利用指标之间，就容易发生尖锐冲突。“我增值税的85%都上收了，不卖地怎么办？”罗俊面临土地指标紧张的困惑，与政府试图降低土地的城镇化比例、提高人的城镇化比例、控制城镇用地速度过快扩张的意图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张力。

    与遏制土地的城镇化比起来，人的城镇化，对地方政府现有财政支撑能力也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谈及中国城镇化成本时指出，在2030年前，中国还有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13.1万元，粗略计算，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约51万亿元。

    但在李铁的账本中，致力于人的城镇化，政府为新移民提供公共用品服务，负担并不重，甚至可以成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

    农民工进城之后，衣食住行都会增加在城市的消费。但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附着在户口上面的公共品如教育、医疗、保险等不能实现，则会对城市投资与消费形成双重抑制。“所以如果实行户籍改革，长远来看可以吸引更多投资，增加消费，对城市发展有利，是有钱赚的。”李铁说。

    在杨保军看来，人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要注重人口结构，人口数量应该排在位。要重视现有的具有80%意愿留在城市的农民工二代，这批人据他测算有6000万人口

扫一扫或者搜索微信号：Lcy18876761354

长按识别二维码

免费看房热线（0898-66691855）

QQ号：

远离城市雾霾，带上您最爱的人一起享受海岛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