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1月8日文章，原题：欧洲可以向中国学什么 表面看，中国给人的印象是高度集权、铁板一块，城市大多一个模样、单调雷同。而欧洲城市尽管面临全球化冲击，却能保持独特性。但从内里看，中国与欧洲有更多相似性。实际上在经济领域，与其说中国有一个全能的政府统一发号施令，不如说它是由多个半自治城市组成的松散联盟。　　中国经济充满活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城市间的竞争，它们之间的明争暗斗不亚于欧洲各国间的竞争，只不过被千篇一律的外观所掩盖。目前，中国城市争夺优势的比拼已趋于白热化，它们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国内外投资者。这促成有史以来较快的城市“经济奇迹”。　　但“奇迹”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巨大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　　近10年来，中国政府已允许各城市尝试不同办法解决城乡贫富差距。较受关注的试验是“重庆模式”。该市人口3300万，但实际有2300万人属农村户口。目前已有800多万农民迁居城市地区，今后10年每年会有100万农民进城。重庆的应对措施是发起庞大的住房项目，政府提供补贴，目标是较终容纳该市30%至40%人口。　　重庆模式可谓风生水起，但也有其他不同途径。四川城市成都人口1400万，其中一半在农村。成都没有鼓励向城市大规模移民，而是把放在改善周边农村上。当地政府将30%资源投入农村，增加农民收入，令其享受到城市教育、文化和医疗福利。过去10年来，能做到经济高速增长又减少城乡差距的中国大城市，唯有成都一个。　　成都的成功，推动力在于自下而上的协商和参与，且有一套清晰方案。重庆取得类似成果靠的则是国家权力和数百万人迁移。若成都的“温和”模式被证明在缩减贫富差距方面更有效，将成为其他地方的榜样，就像深圳为市场改革树立榜样一样。较终决定什么可行、不可行的将是政府。这并非坏事，这会鼓励不同的地方模式和内部竞争。欧洲专业人对此应留意，政府不仅有权惩罚“失败者”，就像欧洲在希腊问题上所做的，还有权奖励为其他地方树立好榜样的“优胜者”。(作者丹尼尔·贝尔，汪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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