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如火如荼，在此过程中，“村官”贿选、利用土地贪污腐败终至获刑事件屡见不鲜。

　　一份来自相关机构的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至2009年8月，浙江义乌市检察院共立案查办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22件26人，约占同期职务犯罪立案总数的40%，通过办案追缴赃款500余万元。这些案件主要分布在市场周边和城郊接合部，2007年以来查办的26名村干部中，义乌江东街道、北苑街道和稠城街道就占了20人。

　　“法制观念淡薄，权力太过集中，相关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匮乏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相关法律专家表示，谨防权利过于集中下的村官腐败，堵住旧村改造中的漏洞，使贿选上任，上任腐败的怪象被完全遏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董事长“一房三报”涉嫌牟私利

　　4年前，大塘下村因发生贿选事件而被广泛关注，事件被媒体披露后，政府及浙江省委等高层专业人十分关注并批示，贿选上任仅46天的董事长被处理。时隔4年，该村村民实名举报新任董事长朱有云，称其在旧村改造过程中滥用职权，利用集体土地采取一房三报、虚报造假等方式中饱私囊。大塘下村再次进入媒体视线。值得注意的是，继任者朱有云也是当初参与举报上任董事长的人员之一。

　　2001年，坐落于城郊结合部的义乌市稠城街道雪峰社区大塘下村撤村建居(居民委员会)并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社掌管着全村的经济命脉，董事会设有董事长1人，董事6人，监事长1人，监事2人，党支部3人及聘用干部5人。原来的村民全部成为了经济合作社的股东。合作社确定了1065个股民，每个股民都有一份股权证书，其股份终身有权享受经济上的分红和土地确权等。而这种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形式在浙江并不普遍，主要集中在城郊结合地区。

　　敢于实名向媒体举报朱有云的当地村民之一吕志明告诉记者，2007年大塘下村贿选事件惊动之后，一个由各职能部门组成的13人市委工作组进驻该村，村里的秩序随后整改良好，并开始酝酿旧村改造。“工作组办事公正，没有偏心。”吕志明介绍，2009年4月29日，朱有云当选为大塘下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董事长。工作组仍然驻村，但权力却逐渐移交给了朱有云。之后，尚未确权的房屋由朱有云上报确权。经其暗箱操作，农户违章房或问题房都得到了上报审批。

　　目前的大塘下村，旧村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吕志明连同400多户旧村改造村民一起均在外面租房居住，至今未能回迁。

　　吕志明说，“我的房子位置很好，本来在旧村改造的红线范围之外，可以不拆，但仍被强行断水断电。”

　　大塘下村距离较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仅有2公里的路程，是去义乌机场的必经之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上众多企业的用地需求，使得这里日渐稀缺的土地资源变得愈加珍贵，的土地升值空间巨大。

　　“现在义乌较值钱的就是土地了。”吕志明介绍，其实，现在根本不知道建好的房子是在规划图中的哪个位置。可在大塘下现在光卖地皮每平方米就能达到3万元左右。等真正改造完成之后，价格肯定还会涨。

　　据吕志明反映，朱有云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家一处44.6平方米的房屋三次上报确权审批。并全部得到了义乌市国土资源局的批准。“先是由其哥哥朱有田作了土地证，经上报确权审批，已落实安排。之后又以其父朱桂行和其爷爷朱大泗的名义将同处房屋以未登记丈量面积上报确权并获批。”村民们粗略估算，按照每平方米土地3万元的现价标准，三次上报总获利达400余万元。其中后两次申报因有违规之嫌，引起了村民的强烈不满。

　　“参与大塘下旧村改造的457户村民中，有20多户涉嫌造假。”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据村民不完全统计，这种造假涉及到近千平方米的房屋，给国家带来的损失近3000万元。

　　“有些村的董事会设有经济财务监督委员会，但大塘下村没有这样的职位。”据这位村民反映，“的问题都集中在土地上，在这里土地和财富的关系尽人皆知。而明面的账一般不敢贪污。”

　　对于朱有云的一房三报，村民们多有微词，而董事会其他成员却视若无睹，村民们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村民的监督权形同虚设。

　　记者致电朱有云核实其一房三报情况。“一房三报这样愚蠢的事我肯定是不会做的，因为每户都有航拍图可以查证。其它的虚报也不可能，因为每户人家都会经过工作组的层层审核，要集体讨论。”朱有云回应表示，部分村民想要多拿房子的平米数，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到处举报。朱有云认为，市委的工作组就在村里蹲点，他坦陈自己没有问题，完全经得住任何部门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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